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外部可验证的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基于业绩补偿承诺的视角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对商誉减值影响审计费用的作用。研究发现,由于业绩补偿承诺增加了商誉减值信息的可验证性,相比于没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中更小。进一步地,区分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实现发现,相比于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业绩补偿承诺实现的样本中更小。最后,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业绩补偿承诺对商誉减值影响审计费用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小。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机理——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近年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风险成为资本市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风险如何影响债券投资者行为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我国2007～2018年公司债券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数据,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股价触及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警戒线后,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跳跃式上升;上述信用利差的"跳跃"仅存在于安全性较高的债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跌破警戒线后的平仓线附近,信用利差不再跳跃式上升;良好的信息环境并不会抑制信用利差的跳跃式上升.这些结果排除了信息传递假说和隐瞒信息假说,支持了局部思维假说.本文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机理,对于抑制股票市场向债券市场传导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消失的信号：业绩补偿承诺到期前后的商誉减值研究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到期为信号,研究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均显著高于业绩补偿承诺到期之后,说明信号对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检验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具有外部可验证性的信号能够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     

并购中的业绩承诺条款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2008—2016年有业绩承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并购中业绩补偿承诺条款的设置与兑现对并购业绩的影响,以及并购业绩未达预期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设定高增长率的业绩目标对并购业绩完成具有负面作用,采用股份补偿、非累计补偿、减值测试补偿以及双向业绩对赌对并购业绩实现具有积极作用。在承诺兑现过程中,承诺后期业绩目标压力更大,业绩完成率更低。在业绩承诺完成的经济后果方面,本文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并购相对于完成承诺的并购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盈余管理的并购相对于未进行盈余管理的并购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成因及防范研究--以宝鼎科技为例

近年来,巨额商誉及其减值风险已经成为并购企业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宝鼎科技并购上海复榆形成的巨额商誉为案例,分析探讨并购企业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具体成因和防范举措。研究发现:由于尽职调查的致命性缺陷、补偿协议的不合理、并购方式的不恰当以及并购协同不到位等原因,并购企业产生了巨额商誉减值。对于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防范,创建了并购安全线——并购会略有盈余或盈亏平衡的并购溢价率来判断商誉减值风险。基于此,并购企业应在并购安全线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基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未来成长性的尽职调查、选取基于并购谨慎性的资产基础法、实现并购协同效应,规避巨额商誉减值风险。     

对A股业绩“爆雷”背后万亿商誉会计处理的思考

2014年并购政策"松绑"后,刺激了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高溢价的并购使公司计提了巨额商誉,这让企业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但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埋下隐患。过高溢价的背后是被并购方过高的业绩承诺,业绩不达标,并购方只好大额计提商誉减值,2018年A股业绩频频"爆雷"跟商誉减值有密切关系。证监会在2018年11月发布了有关商誉减值的风险提示,表露了对万亿商誉的重视。本文基于对商誉本质的理解,从商誉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披露等方面出发,提出了改善商誉会计处理的方法和加强内外监管的建议,以应对"商誉泡沫"的危机。     

商誉减值影响了企业创新质量吗？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聚焦于企业创新质量,从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考察了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沪深A股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高质量创新相比,商誉减值对企业低质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倾向、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业绩补偿承诺的签订加剧了商誉减值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管制性行业企业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商誉减值测试问题探讨

随着上市公司不断出现商誉减值"爆雷"现象,商誉减值成为商誉会计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商誉减值的原因、测试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等问题。并购产生的高溢价和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是商誉减值的主要原因,应继续仅采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但该方法存在操作复杂及成本高、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及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等缺陷,应进行改进和完善。此外,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计量中,对资产组(或组合)的划分以及资产组(或组合)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并购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析

根据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披露数据，用OLS方法检验并购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商誉越高的企业融资约束越大，其主要作用渠道是高并购商誉增加了企业完成业绩承诺的难度，加大了债务违约风险，导致企业获得的投资减少；高并购商誉存在虚假信息，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增大。在更换不同的融资约束测量指标、进行PSM匹配和加入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外部治理水平低和高管高度自信的企业融资能力更弱。本研究深化了高并购商誉给企业带来风险的分析，为并购及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商誉减值风险探析

并购对上市公司业绩提升以及业务转型越来越重要,但并购重组形成的大额商誉,给上市公司未来业绩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商誉减值成为上市公司的主要风险。因此,防范与研究商誉减值风险是上市公司面临的重要任务。文章对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形成的商誉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并购"轻"资产公司形成巨额商誉已成为普遍现象,资产质量风险问题突出。在剖析商誉构成及实质、现行商誉存在减值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净化商誉确认、改进估值方法、对并购重组差额后续计量采用"在一定年限内摊销+减值测试"等相关设想与建议。     

业绩补偿承诺对中小股东利益影响研究——以利欧股份并购智趣广告为例

业绩补偿承诺被并购重组中的企业广泛采用,不达标问题却日益突出。业绩补偿承诺能否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而现有研究对业绩失诺给中小股东带来负面效应的分析不足。文章以利欧股份并购智趣广告为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大股东掏空理论,采用案例研究和事件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业绩补偿承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研究发现,业绩承诺在业绩不达标时无法有效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进一步研究表明,业绩未达标后补偿未履行会加剧中小股东利益受损程度。为此,需要优化完善中小股东保护体系以实现设定业绩承诺的政策初衷,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政府审计能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可靠性吗？——基于审计署央企审计结果公告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深A股中央国有上市公司2012—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将审计署实施的审计监管事件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中业绩承诺可靠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审计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业绩承诺的可靠性水平，这一结论在全部并购重组样本中和剔除业绩达标在5%以内的样本后均得到了有效验证，且经过多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审计能够通过“监督”效应和“增量”效应促进国企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可靠性的提升，但并没有对未接受审计的同行业企业起到很好的“溢出”效应；（3）在业绩承诺到期后的经济后果上，政府审计显著提升了业绩承诺达标企业的长期绩效表现，同时降低了其商誉减值风险，但对于业绩承诺未达标企业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     

并购商誉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维度

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并购商誉净额对于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并从企业未来经营风险与信息不对称这两个维度,分析并购商誉净额影响股权融资成本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净额对于股权融资成本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并购商誉通过降低企业未来经营风险、缓解信息不对称来减少股权融资成本.研究还发现,只有当期并购商誉增加时才会减少股权融资成本,而当期并购商誉减值会显著增加股权融资成本.     

海外经营、东道国风险与债券发行利差——来自中国公司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伴随“走出去”程度的加深,中国跨国企业的东道国风险敞口越来越大,这将如何影响跨国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海外子公司的国家分布,利用国际国家风险指数（ICRG）,刻画中国上市跨国企业的东道国风险暴露及其对公司债券发行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风险上升将显著提高中国上市跨国企业发行债券时的信用利差,表明企业付出了更多融资成本以补偿债券投资者对企业海外业务高风险的担忧。从风险分拆来看,东道国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上升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显著提高信用利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具有国有背景、海外经营经验丰富以及东道国与中国关系越“近”,越有助于调节东道国风险对债券发行利差的负面影响。     

并购特征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

本文以深交所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在2013—2019年间已完成控制权转移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剖析并购特征对公司2015—2021年间商誉减值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相较于相关性并购，多元化并购对商誉减值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多元化并购下的商誉减值程度也更高；相较于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等估值方法，收益法估值对商誉减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益法下的评估增值率更高，巨额商誉背后的商誉减值程度也更高；与单一支付方式相比，混合支付方式对商誉减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为防范商誉减值风险：一是监管层要健全制度，加强事后监管；二是并购方要谨慎决策，警惕过度自信；三是投资者要理性投资，重视并购特征。     

商誉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相关问题研究——基于北京地区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调研

近年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一直较为活跃,对国内产业调整、结构升级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海外并购也积极促进了境内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落地实施.并购重组多为溢价交易,为企业带来巨额的商誉资产,高额商誉减值将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严重影响.本次调查选取了北京地区商誉金额较大的17家上市公司,共涉及112家并购对象,商誉账面价值总额为280.28亿元、商誉减值金额为5.22亿元,研究分析其商誉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情况;同时面向12家会计师事务所了解实务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调研发现,上市公司商誉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较多,需要进一步完善.     

巨额商誉减值的风险应对

2018年上市公司业绩频频爆雷,而巨额商誉减值的集中计提便是本次频繁爆雷的根本原因,由此导致商誉减值问题成为今年年初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本文梳理了商誉减值改为摊销的预期和证监会的风险提示的影响,认为"业绩爆雷"的导火索是商誉减值和商誉减值计提的严厉要求,但商誉减值所引致的风险实际上源于并购时非正常确认的巨额商誉。最后,本文以巨额商誉产生到后续计量为时间线,提出了风险防范措施。     

上市公司商誉潜在风险、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

商誉是企业一种特殊的"资产",按照目前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每个会计年度并购企业按照准则要求对被并购标的进行价值评估,在会计期末进行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如果存在减值迹象,就需要按照准则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随着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浪潮的兴起,并购重组成为许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和规模扩大的重要手段,但在并购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商誉,逐渐成为上市公司"巨大"的风险资产,而潜在的巨额商誉减值则是资本市场的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9年业绩"爆雷"连环发生的种子其风险早已在三年以至五年前就可能埋下。本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商誉潜在的风险和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指出评估机构的评估方法和体系的对上市公司商誉规模扩大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