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出口的国别(地区)结构及影响因素——附加值贸易视角的解析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的附加值贸易框架测算了1995~2011年间中国服务业整体及不同要素密集度类型服务业出口的国别(地区)结构,并与传统总值核算方法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服务业附加值出口市场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但出口增速较快的地区则多为非发达国家;(2)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出口中发达国家比重较高,但不同要素密集度服务业的出口国别(地区)结构在两种测算方式下存在差异;(3)从影响因素看,货物出口、服务出口、人均GDP等对中国服务业附加值出口具有显著影响,但中国服务业附加值,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附加值出口更依赖货物出口来实现。对此,中国应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合理配置资源,提升服务输出能力,并在不同的国家或区域采取差异化服务贸易策略,同时要积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以提升我国货物出口中的国内服务含量。     

基于出口复杂度的金砖五国服务贸易技术结构及演进研究

通过对2004~2012年金砖五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指数的测算,对金砖五国服务出口技术结构的分布及演进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虽然近年来我国服务出口技术结构有所优化,但服务出口的技术含量相比其他四国仍然较低,表现为服务出口"质"与"量"发展的不协调,具有质低量多的"粗放型"发展特征。中国与俄罗斯、南非的整体技术水平相近,在"质量"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性;而中国与印度、巴西的整体技术水平有些差距,在"质量"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据此提出了提升我国服务出口技术水平及进一步合作的建议。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利用拓展的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1995—2011年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降低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贸易偏向效应研究

近年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PU)对国际贸易结构的影响至关重要。文章利用双边关税数据和反倾销调查数据构建适用于服务贸易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改变了国际贸易结构,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虽抑制了货物贸易,却显著促进了服务业出口。分行业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出口的影响不存在行业异质性,对生产性服务贸易、消费性服务贸易和公共服务贸易都有正向促进作用。服务业出口随空间的扩张而下降,随时差的增加而提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生产率、制度和创新三条渠道影响服务业出口。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生产率的提升和市场化改革会有效促进服务业出口;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创新能力的提升会促进服务业出口。文章揭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偏向效应,为中国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和发展服务贸易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及效率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2001-2011年的服务贸易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潜力与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两国间的距离是影响我国服务出口的重要因素,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存在服务贸易不足,仍有服务贸易增长的潜力;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越大,经济自由度越高,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就越显著,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损失越小,出口效率越高.目前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相对较低.     

中国服务业出口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增加值分解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服务业出口中有一定比例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不仅存在“统计幻象”,还可能会误导贸易政策。利用总贸易核算法对中国服务业出口APEC①经济体的增加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隐含在最终品中的增加值减少,被直接进口国用于生产出口品的中间品占比增加,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服务业出口的国别分布呈现出“一头独大”趋势,作为主要出口地的美国占比从1995年的1659%上升至2011年的3441%;服务业出口APEC经济体的结构已经实现了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研究——基于2001—2013年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互动日益频繁,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六个地区,通过增加值贸易核算分析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发展前景向好;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存在地区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以竞争性贸易为主,与东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以互补性贸易为主,而与南亚、中亚地区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均较为明显;整体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和服装、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等工业制品,而“一带一路”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则差异较大。应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贸易关系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加强货物贸易合作的同时开拓服务贸易合作新领域;要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通过优惠的贸易制度安排构建互惠互利的多赢贸易关系。     

中国贸易增长的全球价值链特性及其治理

在全球范围内垂直专业化深入发展和中国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获得了快速的扩张,出口竞争力也获得了重大的提升,但中国产业的增加值却并没有出现相应的上升而是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的产生起因于中国贸易增长的全球价值链特性。基于中国贸易增长的这一特性,实现要素禀赋的有效积累和提升;加强价值链的治理,谨防跌入＂贫困化增长＂陷阱;注意＂后发优势＂的发挥,这是中国实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并逐步走向可持续增长之路的重要思路。     

澳门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澳门是一个在近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的微型经济体,而服务贸易动力是当今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可比净出口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澳门及东亚除中国大陆外的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认为澳门服务贸易出口在东亚地区位列中上游,主要依靠旅游服务贸易,并在此基础上发现澳门运输和通信服务具有一定竞争力,金融服务表现一般,旅游服务竞争力极强,澳门服务贸易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受澳门GDP和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正向影响,最后给出相关结论与建议。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影响因子分析

文章借鉴波特"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组织、战略和竞争以及政府和机遇等6个方面,选择了20个具体指标,并结合因子分析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生产要素中,劳动力供给与城市化水平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技术要素的影响力不及劳动与资本,国内第三产业对服务出口的带动作用也还未完全发挥出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实际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服务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较小。与其他因素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受汇率的影响程度最弱。     

"十三五"时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及"十四五"展望

系统总结“十三五”时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国际竞争力上升等主要特征。在“十四五”时期,应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及“一带一路”市场广阔等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中国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出口竞争力日益提升、数字产业基础雄厚和数字经济市场潜力巨大等优势,增强数字技术与产业、贸易的融合能力,推动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和服务贸易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完善数字服务贸易政策促进体系,加强数字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机制,积极参与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制定。     

中国与日韩贸易互补性分析

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韩国对华贸易也迅速增长.相关的指数分析和模型测算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与日韩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边贸易潜力仍然很大,中国与日韩贸易还需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

通过建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模型,测算2001—2013年包括中国在内的43个国家（地区）的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表明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含量偏低,位于全球通讯服务价值链低端。对复杂度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内涵没有显著提高,主要受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通讯服务业、通讯货物贸易对通讯服务贸易的带动作用较弱,成为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偏低的次要原因。     

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比较分析

全球价值链下,越来越多的服务通过物化在商品中实现了可贸易,一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不仅包括服务本身跨境流动价值,还包括商品跨境流动中所隐含的服务价值。基于贸易增加值角度,测算1995—2011年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及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中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尤其是境内服务含量）明显低于美国,而境外服务含量高于美国,中国服务出口增值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有待提高;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出口服务含量最高,除电力、煤气和水供应业外,中国各行业出口的境内服务含量均低于美国;中国总出口中的境外服务含量主要源自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服务处于行业价值链的相对低端位置;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美两国在出口服务含量整体收缩的同时境外服务含量相对上升,其服务国际化的步伐并未受到阻碍。     

贸易竞争、贸易互补与贸易环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呈现递增趋势,是中欧关系的重要补充;中东欧国家主要出口机械产品,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互补大于贸易竞争,合作空间较大;中国加深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对于欧盟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反而能够提升欧盟经济体的综合实力,即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能够优化贸易环境。建议推动“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品附加值,借鉴中东欧国家高端机械制造的经验;处理好中欧产业竞争与互补关系,避免在机械制造领域开展直接竞争;构建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性组织在内的常态化交流机制等。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核算及网络特征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对2000—2014年中国的增加值贸易进行核算，并分析全球增加值贸易的网络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从出口目的地来看，中国向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增加值出口较大；（2）从行业来看，中国的纺织业、除汽车和摩托车之外的其他产品批发业、采矿业等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较大；（3）根据网络密度的计算结果，世界范围的各国（地区）贸易联系程度在增强；（4）中国的相对点度数和点强度有上升的趋势，而日本和美国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在世界增加值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在提升，不过美国仍在世界增加值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5）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国家（地区）的数目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边缘国家（地区）数目则先减少后增加。其中，中国的核心度一直在增加，日本和美国的核心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为了扩大增加值贸易，增强国际贸易的话语权，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调整进出口税率等政策，并重视与美国等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以实现双赢的结果。     

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而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随着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对外开放水平逐步提高,服务贸易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仍处在较低水平,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已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分析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尝试将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与优化产业结构相结合,促进国际服务贸易成为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动态增长

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模型）对1997年以来中国加入WTO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成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世界市场服务需求的扩大和中国服务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是导致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而长期以来,世界服务进口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服务出口的增长;另外,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与世界服务进口结构的交互变化对于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不大,但中国加入WTO后表现出明显增长的态势。我国在改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同时,还应打破服务行业垄断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提高其行业效率,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服务出口更具国际竞争力。     

中日韩三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本文针对服务贸易中的金融服务贸易展开研究,文章在对中日韩三国金融服务贸易作简要介绍后,分别从RCA指数、TC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的角度对三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金融服务业竞争力明显落后于日韩,文章最后提出了提升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应策略。     

互联网普及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来自全球152个国家的经验证据

利用全球152个国家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普及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从152个国家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从25个发达国家和127个发展中国家的两组分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同样可以发现互联网普及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普及对服务贸易进口的促进作用则要强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