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新审视

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在意识理念、监管模式及制度完善方面存在弊端,这些弊端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既有前提性、现实性原因,也有关键性、根本性原因。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应重塑金融监管理念,确立金融监管主体,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探析

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大学职能拓展与使命的最优途径,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着力点。高校治理能力与高等教育现代化之间是相辅相成,具有因果推动的关系。应从构筑多元协同的高校治理结构体系、提升高校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创造力、建立健全高校治理主体的法律制度、完善高校治理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等四个方面来增强高校的治理能力,努力提升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     

善治理念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策略

"善治"理念主张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参与,这为实现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因此,针对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将"善治"理念融入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公民个人等多方主体在其可持续性发展中的作用,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实现城乡养老保险体系一体化。     

新时期国家治理框架体系下的现代财政定位与重构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日益发展,西方财政理论在转型期的中国已经逐步丧失其现实解释力.本文在分析西方财政理论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立足于新中国主要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变化以及现代财政制度与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脉相承、不断演进的关系,明确了新时期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维治理主体中的主要职责,并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立体分析框架内进一步明确了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定位与重构,即以"平等共治、法治包容、持续共赢"为基本理念与核心要义的"多中心、多层次、多主体"的现代财政.     

网络治理视角下我国流域综合管理探讨——以中国乌江流域治理为例

网络治理视角下流域综合管理,这是当今国际流域管理的积极创新实践。文章以中国西南地区长江上游主要支流——乌江的治理进行单案例研究,尝试进行解释性的案例研究,证实网络治理下的流域综合管理是乌江流域乃至中国流域治理的一种可行模式。文章从网络治理与流域综合管理（IRBM）基本理论出发,深入分析了乌江流域科层治理模式产生的主要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了网络治理视角下乌江流域综合管理跨地区协调和多主体合作机制构建以及制度创新。     

大数据与国家治理:机遇、风险和策略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可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治理主体、客体以及治理过程等不同方面都可提升治理效能。大规模的数据开放与应用也存在治理风险:公民隐私泄露、治理方式机械化、忽视个体化发展等。发挥大数据的最优治理效果,避免数据"黑洞",实现治理的优化,提升治理绩效,需做好制度、技术和理念的保障。     

论现代和谐社会的制度性治理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根据与基础建构而成,它的和谐运行与发展需要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完整、系统的制度性体系予以治理,这一制度性体系包括民间自治与国家公治,前者主要有契约之治、行规之治,后者主要有政策之治、法律之治.这套制度性治理体系的作用发挥与功能彰显,需要体现各项制度治理的手段、方式、主体到位,并且耦合为一个完整、和谐、一致的治理体系.     

基于全球治理的贸易摩擦内涵与特性分析

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涨,贸易摩擦成为世界分工格局变化中的必然。基于国际社会日趋强烈的全球治理变革诉求,对贸易摩擦内涵与特性进行梳理与分析,提出全球贸易治理途径与基本思路。研究结果表明各国家只有立足全球视野,主动承担起全球贸易治理责任,积极探索多层次的协调治理模式,才能有效促进多边贸易平衡,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数字化为财政治理现代化赋能

随着数字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都在加速数字蝶变,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打造数字财政,数字财政是政府数字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数字财政将会重构财政体系,全面助推财政各项职能作用发挥.未来数字财政建设过程中将要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普及不到位、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财政复合型人才不足、数据产权等基础制度缺失、数字财政国际合作困难、政府大数据应用场景匮乏等问题,数字财政建设任重道远.因此,建议从树立数字化治理理念、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据共享交换的长效机制、加强数字财政复合型人才培养以及国际间数字财政合作等方面来统筹推进数字财政建设.     

全球治理视角下国际城市网络的作用及其限度

国际城市网络是城市间或城市与其他行为体所共同组成的制度化国际合作组织。这类组织为城市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渠道,拓展了城市外交的范围。国际城市网络逐渐成为城市间相互交流的平台,协助城市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并为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行动方案。但国际城市网络关注议题有限、各网络间存在竞争以及网络成员多元化等问题也限制了其作用发挥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为突破这些限度,国际城市网络必须加强沟通与合作,优化网络生态,秉持“城市优先”理念,通过“从中间溢出”的方式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