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空间视角解释人才集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人才集聚与技术创新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通过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协同效应其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技术创新与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在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人才大量流失对经济产生负向作用;地区间经济增长不能趋同的一个原因是人力资本吸引效率存在差异,人才往往在吸引效率更高的地区集聚。     

老龄化能否促进中国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

构建包含中间投入嵌套的三部门模型,理论分析结果显示老龄化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存在倒逼研发投入、技术应用干中学和人力资本积累三种影响路径。选取中国2003—2021年机器人专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整体上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和安慰剂检验下结论依然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三种影响路径均显著存在,并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最强,研发投入倒逼效应次之,技术应用干中学效应较弱。异质性研究发现,工业男女性别比更低、中西部地区的老龄化倒逼创新效应更强。进一步匹配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发现,在老龄化趋势影响下,机器人创新企业的研发要素投入显著增加。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中国持续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样本OFDI促进了持续创新,但区域差异显著,OFDI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创新,而对东部地区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全国样本门槛效应检验中,随着OFDI规模的逐渐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断减弱.适度规模的研发投入和适度的制度水平对OFDI与持续创新关系的影响最显著;分区域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后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均不存在制度水平的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在OFDI规模约束下与全国样本结果类似.中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和研发投入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且正向影响在减弱,随着研发投入中研发经费的增加,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     

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通过收集近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数据,基于超效率SBM模型、GML指数与Tobit模型对全国及区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探究效率分解结构及制约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在不断提升,东部地区创新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环境因素影响实证显示科技资源投入、教育资源投入、地区经济发展、工业产业结构与对外开放水平等环境因子对不同区域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各地需因地制宜实施政策以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FDI与就业效应——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环境规制、FDI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环境规制、FDI抑制了就业增长,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促进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和FDI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FDI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FDI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就空间溢出效应而言,省域环境规制对就业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FDI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FDI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各级政府应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当地实际提高引资效率,积极引导FDI向第三产业转移,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     

企业技术创新的趋同性——基于创新差距的视角

基于战略独特性与趋同性悖论,以企业间创新水平的比较为切入点,考察与同行企业的创新差距对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决策与趋同性创新战略）的影响。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回归结果发现：相较于同行企业的正向创新差距,负向创新差距促进了企业研发决策,且表现为趋同性创新战略;在同行企业低研发投入样本中,负向创新差距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性,强化了负向创新差距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     

高新区升级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使用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私人研发投入水平平均增加约8 224元,对东部地区和本土制造业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第二,省级高新区升级引发的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提高是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第三,对于高研发强度和创新差距较小的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     

我国区域创新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6—2015年我国省级区域创新指数,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NA）和QAP回归分析,考察区域创新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各区域创新均不断加强,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各区域趋向平等化发展,区域创新的空间联系更加紧密,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创新中心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吸引其他地区的创新资源流入,并对其他地区的创新活动有较大影响,其区域创新联动也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区域差异均显著影响区域创新的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应制定差别化的区域创新政策,充分发挥各区域在整体创新网络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创新环境和创新活动的区域差距,促进整体区域协同创新。     

技术空间溢出对省域能源效率差异的影响

基于超DEA模型对全国29个省份能源效率进行测算,结果发现当期和前一期的能源效率空间正效应显著;技术进步不仅对本地区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还对相邻地区的能源效率存在正向影响,加强地区间的节能技术研发合作、促进节能技术的区域推广和共享、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缩小地区能源效率差异。另外,人均GDP与能源效率正相关;第二产业占比高以及煤炭消费占比大会降低地区的能源效率。     

自主研发、外部技术获取与创新价值链攀升

基于知识创新、科研创新和产品创新三阶段的创新价值链理论,构建自主研发、外部技术获取与创新价值链动态升级的逻辑和机制,采用我国2009~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三阶段创新价值链之间互动关系以及自主研发与外部技术获取对创新价值链的不同影响进行研究。在区分不同区域创新过程中的协同性和挤占性基础上,利用全国样本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分区域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发经费支出、研发人员投入等自主研发要素和国际科技交流、中间品进口、对外直接投资等外部技术获取均对创新价值链的提升有显著影响。在不同区域创新价值链方面,东部地区创新要素之间的协同性高于中西部地区。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吗——基于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的调节效应

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可行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环境保护税”是中国绿色税制中的代表税种,对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转型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环境保护税的改革实践,以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环境保护税在短期内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并非是以现有的技术创新为基础进行再次创新的杠杆效应,而是通过挤压其它技术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第三,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可以有效地推动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但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的影响;环境保护税在不同的高管团队中影响不同,在“两职合一”和“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优化环境保护税税制改革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充分发挥政策红利。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运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影响,且该激励效应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路径间接实现该地区经济的增长;该路径隐含着更为细致的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因果链条传导路径,即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研发投入的增加,研发投入的增加是创新产出水平提升的重要诱因,创新产出的增加与应用实现了区域整体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作为重要驱动力显著激励了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外资参股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证分析了外资股东参股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及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两者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股东参股可以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尤其是当外资来源地相对发达、外资股东以战略合作为主要入股动机时,其参股后提高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外资参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正向作用.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可通过提高引资企业创新意愿、增加引资企业创新资源的内在渠道,有效提升引资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第三,进一步地,从地区环境出发,当地区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度越高、地方重要官员无中央任职经历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会越显著;从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出发,当企业层级越低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越显著.实证分析结论丰富了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政府充分发挥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积极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所得税减免能否促进创新投入?——基于2011-2015年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1—2015年企业样本数据对企业所得税减免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理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企业所得税费用太重,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利于提高全国企业研发投入;第二,中部、东部地区企业所得税费用过重,减免中部、东部企业所得税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而所得税政策对西部企业没有显著的作用;第三,私有企业所得税费用比较重,减免私有企业所得税有利于激发其创新潜力,但是企业所得税政策对涉外企业、国有企业没有显著的作用;第四,企业所得减免税政策主要针对大型企业,对中小型企业没有显著的影响。基于结论,应该实施更多的企业所得减免税政策,为中小私有企业减负,激发东部中部企业创新活力,并且为西部地区营造有利于创新投资的经济环境,减少地区创新发展差距。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就业——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2）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分区域来看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3）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会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创新驱动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创新驱动对高端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文章选取2000~2014年中国各省份的高端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创新要素对未来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等创新要素对高端服务业发展为正向影响。从全国整体格局分析,高端服务业的影响因素在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区域的省份存在差异。东部地区领先的创新优势逐渐扩大;西部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偏弱。     

高管持股的风险偏爱与R&D投入动机

从研发投入风险和决策者风险偏爱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分析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东比管理者更愿意进行RD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有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在持股比例很低时不显著,只有当高管持股达到0.1%时,RD投入强度才显著提高。这说明对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只有那些与企业长远发展相关的利益群体,首先是股东,其次是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高管才有动机加大RD投入,促进企业的创新。     

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DEA模型对2015—2020年中国30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构建Tobit模型回归分析新能源汽车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偏低,表现为投入研发强度低和企业规模不适配;地方政府科技财政投入与创新效率负相关,市场化水平、企业规模与创新效率正相关,这表明财政补贴渐进式退坡能够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良好的法制环境是企业创新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