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制的基层解构及其研究拓展——基于某县涉农项目运作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基于某县项目制运作的经验总结,从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两个层面论证项目制在基层实践中的性质,并厘清其中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在政治逻辑上,项目制基层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去政治化"特征;在治理逻辑上,项目制基层实践表现出明显的"弱治理"特征。项目制基层实践中的上述性质表明,在基层实践中项目制并非作为"新的治理体制"而存在。这一方面回应了项目制为何在基层实践中沦为对利益的追逐和分割,另一方面为从基层治理论域和国家能力两个方面展开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     

中国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

新世纪以来,社会组织的崛起及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通过三种政策的演进合流,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项目制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项目制实质是一种发包体制,竞争、嵌入性过程监督更有利于发包方的权力监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项目制细化、专业化造成社会组织分割,同时购买主体的分割性使社会组织无法联合,购买类型的选择性则造成社会组织类型的失衡。项目制的社会组织治理,将成为贯通国家与社会、实现监控与服务的国家治理模式。     

项目制与粮食生产的外部性治理

国家通过粮食增产项目保证国家粮食安全,项目在运作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治理主产区粮食生产活动的外部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解决农户层面粮食增产的外部性问题。项目制对粮食增产的这样两层外部性进行治理时,涉及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散户、以及散户与大户的三层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中央通过项目制的技术理性加强对地方的监控,约束了地方政府安排粮食生产的自主性,以打造"马路工程"来迎接上级对项目的考核验收;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上级考核,以行政手段推动耕地流转、牺牲散户、发展大户的方式来降低项目实施的治理成本,进而产生粮食增产项目中大户与分散小农户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大户粮食生产绩效低下,而需要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扶持,这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的农业项目和政策资源向大户倾斜。     

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维护机制研究——基于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的证据

惩罚机制是一个国家治理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与西方国家通行的第三方惩罚或个体间相互惩罚不同,我国多数情况下实施的是将惩罚权赋予一定权威者的集中式惩罚。本文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机制对合作水平的提升效果具有显著差异:任命方式下惩罚机制会显著提升合作和福利水平,但趋势上存在一定的"惩罚毁灭性"特征;而当选举产生时,虽然领导者具有较强的"榜样效应",但其"惩罚效应"对合作水平提升没有显著效果。惩罚机制效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两种产生方式下领导者拥有的惩罚动机与机会、惩罚力度以及惩罚威胁可信度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的。本文的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社会治理机制完善,加快企业和行业管理制度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

最近几年一组优秀的中国社会学学者率先争论,中国社会和治理的关键机制已经从之前的"单位制"转化为"项目制"。他们大多认为,这个治理"转型"代表的是现代化和合理化,包括专业化和技术化,是从"管制型"到"服务型"治理的演变。本文论证,在实际运作中,"项目制"所遵循的其实是另一套逻辑,是逐利价值观下所形成的权—钱结合,主要展示为"官商勾结"。这个机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也促使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并已初步凝固为一种坚韧的治理体制,亟需警惕和改革。     

政治过程与预算改革

公共预算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性,它体现了利益权威分配的政治过程。作为反映预算改革进程的一面镜子,《预算法》修订浸透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和决策选择。从预算改革的政治学角度看,《预算法》修订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预算是"国家的钱袋子",而掌控这个钱袋子的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预算法》修订与政治过程紧密相连。作为分配利益的工具,预算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修改和完善《预算法》,但是政治改革是一个渐进调整的过程,在注重政治过程预算权力配置改革的同时,推进技术性项目改革是《预算法》完善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必须做好相应的路径选择。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互相影响、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一个从卡理斯玛权威转向法理权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就要在党的建设、参与主体、政府职能、法制建设以及方式方法等方面寻找路径。     

医疗保险付费对医生诊疗行为的激励约束效果——经济学解释与政策机制

在公立医院治理过程中,医疗保险作为第三方需要通过合理的付费机制对医生的诊疗行为进行正向激励与行为约束,以实现控费与保障医疗服务质量的治理目标.本文基于国家推动"三医联动"及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背景,分析了医生产生诱导需求行为的理论机理,分不同逐利偏好,数理演绎了医疗保险按项目付费和预付制对医生诊疗行为的激励约束效果,结合测度结果、国际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规律及我国现状,提出DRGs-PPS的医疗保险付费方式选择并进行了合理的政策机制设计,研究结果符合我国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趋势及发展动态.     

通过医学的治理:知识权威与健康政治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促使人们从历史纵深处思考医学如何嵌入治理.知识权威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如影随形,国家理由的转变推动了"政治医学"的诞生,国家在健康领域的正式出场,医学嵌入了治理术,现代社会进入一个以全球健康治理的机制化、医学知识影响力的网络化和健康的安全化为特征的"医学治理术"时代.在晚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阴影下,通过医学的自我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成为弥散性的政治现象,社会的医学化变成全球性的现象,这同时带来了医学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医药供给的过度市场化和医学权威的霸权化等困境.只有理解"通过医学的治理",理解医学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的治理术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争议,才能催生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生命质量的"好的医学",建构相对合理、公平、均衡的健康政治模式.     

利益分歧、有成本交流与内生权威

本文试图为内生权威问题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初步的模型,分析组织在什么条件下采用权威决策规则,在什么条件下采用多数制决策规则。我们发现:权威均衡要求群体成员间的利益分歧足够小,还要求存在一定的交流成本;同时拥有认知优势的一方获得权威。多数制均衡要求群体成员间的利益分歧足够大,交流成本较小。此外,如果权威决策规则是唯一的纳什均衡,那么它是有效率的,而多数制决策规则未必是有效率的。     

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实践探索

国家腐败治理的逻辑起点是维护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的腐败治理不仅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与国家治理体系转型构成一种相互需求的共生关系。腐败治理体系的目标定位是推动国家治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当前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必须按照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破解认识上的误区,理清有关整合反腐败专门机构、纪委与同级党委之间的关系、上下级纪委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关键问题。     

项目的国家治理功能研究

项目作为一种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完成特定任务的工作方式,由于其在资源组织、成果交付等方面的灵活性和有效性,逐渐成为实施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项目的成功实施一方面依靠专家和项目团队,另一方面还需要良好的管理环境,确保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支持。前者依靠有效的项目管理,后者则依靠项目治理。由于项目制在各领域应用比较广泛,项目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项目也由治理客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发挥内容属性到工具属性和内容属性并重。科技领域创新性强、独特性高,采用项目形式的现象更为普遍,科技项目治理逐渐成为科技治理的重要手段,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就反映出这样的动向和趋势。在该项改革中,项目治理所发挥的组织保障、过程保障、信用保障和制度保障等功能,在国家治理各个领域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全球治理构架

跨国公司经营活动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其社会责任治理超越了国家中心范式,需要进行全球治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全球治理框架建立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国家政府和政府性国际组织等主体之上,通过组建"超权威"国际社会责任组织来进行全球统一治理。     

金砖国家经济周期协动的区制依赖性分析——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研究

笔者基于1997年~2012年季度经济总量数据,运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金砖国家经济周期协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国家经济周期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区制内表现出不同的协动性,具有从区制1到区制3逐渐增强的区制依赖特点;金砖国家各区制内发展速度位次相对稳定;中国经济对金砖国家经济协动在"共同低速增长"和"共同高速增长"区制内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在"共同中速增长"区制内有消极影响。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

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俞可平认为,随着民间组织的逐步兴起与壮大,社会管理过程的管理方式将不再是统治(government),而转变成治理(governance).在"统治"中,国家依据其政治权威而发号施令;而在"治理"中,它是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协商的管理过程,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该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项目的国家治理功能研究——兼谈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

项目作为一种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完成特定任务的工作方式,由于其在资源组织、成果交付等方面的灵活性和有效性,逐渐成为实施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项目的成功实施一方面依靠专家和项目团队,另一方面还需要良好的管理环境,确保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支持。前者依靠有效的项目管理,后者则依靠项目治理。由于项目制在各领域应用比较广泛,项目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项目也由治理客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发挥内容属性到工具属性和内容属性并重。科技领域创新性强、独特性高,采用项目形式的现象更为普遍,科技项目治理逐渐成为科技治理的重要手段,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就反映出这样的动向和趋势。在该项改革中,项目治理所发挥的组织保障、过程保障、信用保障和制度保障等功能,在国家治理各个领域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党政科层体系:"制度-关系"视野下的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

党政科层体系是中国之制的最主要特征,也是中国之治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关系"框架是对本土研究传统的理论拓展,基于"制度-关系"的分析视角,党政科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并优化国家治理的经验,推动了传统郡县制和关系伦理向现代科层制及党性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变,并在引领民族复兴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强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实现了从简约治理向精细治理的功能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制.立足新发展阶段,还需要持续关注政党治理中的关系悖论,不断深化对反腐败和干部激励等政党建设议题的研究,形成以政党治理优化国家治理的新经验.     

第三方物流中以关系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研究

针对在传统供应链网络中第三方物流企业与物流外包企业之间以合约为中心进行治理而存在的绩效问题,提出了一个对双方企业间以关系为中心进行治理的"倾听-核对-发运"模式。然后,在分析第三方物流服务的项目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管理范式的战略规划、组织结构设计和组织文化建设,探讨了实现该模式的可行性策略。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也论项目制的运作与效果——兼与黄宗智等先生商榷

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之一的项目制,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遭受了学界的批评,甚至有学者认为项目制遵循的是逐利价值观下的“权钱结合”的运行逻辑,展示的是“官商勾结”.然而,更为普遍性的案例研究发现:介于科层化与市场化之间的项目制,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相适应,仍然是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效形式.在刚性的制度安排下,项目制在调动地方政府的行政积极性、提高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仍然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项目制仍需要优化其运行机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以提高其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