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国信访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

本文从信访制度的"容量"视角分析了中国信访运行的逼仄势态。从理想状态来看,信访制度仍有一定的接纳空间和存量余地,可以应对较大规模的信访洪流;但从现实运作来看,信访制度已经"爆棚",其化解信访问题的能力已不可持续。信访难案(长期未决案)的淤积使信访洪流形成一条"地上悬河",处于高位、高危的运行区间。而自上而下的"维稳"压力又强化了基层的"筑坝"定势,使信访怠于疏浚,"河床"不断抬高。当前应充分利用制度调整的"窗口期",建立多级信访拦截和过滤设置,形成以削减信访存量为核心的"吞吐"机制,以减轻信访制度的承载压力。应松动信访治理的属地责任,强化分类与专业化治理,特别是全国统筹的力度。这是信访正常运转及改革的前提。     

信访政治的变迁及其改革

原本作为接待来信来访之秘书功能的信访,经过30余年、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信访政治,信访的机构、人员、职能和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获得了地方性立法的保障。然而,访民和一般民众的权利、尤其是其权利的法治保障,却并未获得相应的提升。这种背反情况的出现,正是威权体制的产物,也暗合于中国传统体制之精神。文章认为,信访政治严重悖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民主、法治与科学精神。信访体制的改革,应当回到其宏观体制之根,推动宏观体制本身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改革;应当厘清宏观体制和结构中的信访权力角色与功能定位。     

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本文由此认为,追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化在现阶段缺乏基础,更重要的是重构彼此之间在多个层面上的有机联系。     

“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社会困境”博弈中拒绝游戏的作用与意义

在对“社会困境”模型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常常忽视了“不选择”作为一个选项的作用与意义。而在现实中，这恰恰是不能、也不应被忽略的重要条件，因为它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策略本身，而且会影响总体社会福利水平。作为自愿交易原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涵，“不选择”在公共选择与集体决策的应用中虽然较为复杂，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在不均衡的政治市场上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保证制度变迁始终沿着帕累托改进的方向发展。     

破解县域信访难题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关于民勤县信访维稳工作的思考与对策

我国始终把信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且认为信访工作是做好各项实践工作的基础、是服务群众的体现。基于此,从民勤县信访工作中面临的信访总量高位运行、遗留问题难以解决、基层矛盾稳控与化解机制缺乏创新等弱项着手,据实精准从信访源头预防、法治信访建设、教育疏通稳控等角度提出优化对策。     

城市社区“和谐信访”与和谐社会建设——城市社区信访管理经验探讨

城市社区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基础和组织基础,加快和谐社区的建设从社区信访工作做起,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切入点。     

非政府组织——公民政治参与的“领导者”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缩写为NGO）,出现于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在过去20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如今非政府组织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波及全球,公民的政治参与成为当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比较低的,谁能“领导”公民参与政治,非政府组织无疑是最好的领导者!     

学生政治教育中的“适应”和“超越”

在学生政治教育中,教育者的外部要求与学生的内在心理总是存在着矛盾的,这个矛盾贯穿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教育者通过使外部要求适应学生的内在心理来解决这个矛盾,并在新的基础上使外部要求“超越”学生的内在心理,促使两者之间矛盾的产生,并加以解决。如此循环往复,在每个新的阶段上又获得新的质,达到新的水平,从而使学生的思想品德沿着教育者所要求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实践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共谋——以地震灾区贫困村民住房重建为例

纯粹的市场难以启动住房重建,甚至规制着重建户的经济行动。然而,威权国家没有无视风险触及＂民生＂政策的底线,通过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安排引导着住房重建;多重的强社会关系则在相应机制作用下转换为物质资本扶持和资助着住房重建经济行动。在＂双强型＂力量的共同塑造下,支配重建经济的形式和优势相继发生转变,建构了一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日益膨胀。因此,在注重国家与社会合谋型实践经济功效的同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目的性取向,即作用市场的社会机制促进了效率,也要反思其所带来的外部性效应,如重建户被重新配置了风险。     

信访干部要在推进“事要解决”上下功夫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认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信访工作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     

从“司法动员”到“街头抗议”——农民工集体行动失败的政治因素及其后果

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结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得到了相关法律的承认与保护,使得他们在法律上与国营企业的工人享有同等的地位;然而,农民工的合法行动却经常遭遇失败,从而迫使他们采取更加激进的公开抗议方式。通过阐述政治过程理论的相关命题,本文假设,国家与地方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削弱了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这个假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政治因素如何造成农民工“司法动员”的失败,而“司法动员”的失败经常导致农民工抗议的激进化。     

政治参与视角下立法听证会的困境与机遇

自从听证会被引入立法领域以来,这项在国外良好运转的制度,在我国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结果并不理想。有关组织者对立法听证会的效果和功能表示失望,许多人反映,立法听证会"成本大、过程长、效果差"。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是否立法听证与我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本质冲突?文章主要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以各省市区有关立法听证的制度文本和实践统计为基础,在对各省的文本差异和实践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立法听证会的困境、机遇和出路。     

福利国家将何去何从?——兼论“福利国家的未来”一文

福利国家作为社会保障的经典模式,其发展和改革路径一直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回顾前人研究后,通过对主要福利国家近期状况的描述,肯定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在评述“The Future of the Welfare State(福利国家的未来)”一文的主要观点后,尝试对福利国家的未来提出另一种思路——剖析福利国家改革和调整面临的三对主要矛盾——不断加速的全球化和相对封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政治上“左”和“右”的博弈、短期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长期期望福利增加.本文认为解决好这三对矛盾,福利国家的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     

再析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涵义——兼评王成稼研究员的有关诠释与观点

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人从私有化、股份化的思路去解读,是一种误解;有人用个人所有制理论批判我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现实,文不对题。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重建被资本主义否定了的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但不是重建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重建劳动者人人有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是从联合体的总体着眼的。"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是从构成联合体的分子的个人着眼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即从同一事物两个方面去讲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这种解读才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试论民法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西方根深蒂固的市民社会思想观念对民法的产生和发展影响很大,而政治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会与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存在矛盾.如何处理好民法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事关社会主义法治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     

简论女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一种女性心理视角的研究

当代女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作为一个既有独立性又有依赖性的特殊社会群体,她们在学业、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挫折容易引起思想波动和感情冲突,甚至产生各种心理疾病。因此,女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针对她们的心理特点,创新内容和方法。从女性心理的视角,就社会性别观念、社会主体意识、人际关系和谐、自我教育四个方面,对女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进行了论述。     

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以“秩序重建”为中心的观察

“秩序重建”是近现代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通过重返“文明”的问题视域,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争”,我们可以观察到：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回应着“秩序重建”的时代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面,中国超越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疆域、人口等总体规模上保持了中华文明自成格局、自塑秩序的基础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面,中国激活了以“家国天下”为代表的文化精神与制度设计,将其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在“两个结合”的递进式发展中,中国人民重建了安身立命的文明秩序,巩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解决21世纪以来的人类秩序危机以及探索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奉献中国力量。     

别轻视灾后重建的不良“苗头”

汶川的那片天空,曾经笼罩过太过浓厚的悲伤。这些悲伤,或许永远无法彻底祛除,但它必须靠持续传递温暖来消解。灾后重建则是持续传递温暖的根本路径。任何温暖,都是容不得“水分”的冷却与稀释的,汶川的灾后重建更是如此。     

“蚁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蚁族＂即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是当前社会第四大弱势群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盲点＂。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当前＂蚁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教育主体缺位、教育环境恶化、教育内容脱节等方面的困境。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是加强＂蚁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本文以2006—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换届(市委书记更替)这一独特视角,实证检验了该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新任官员来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企业慈善捐赠的倾向和规模都会显著增加。样本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非国有产权性质、外地调任市委书记和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三大因素,都会显著增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捐赠规模和倾向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的考察还发现,政府换届之后的慈善捐赠确实能为民营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投资机会等多方面的经济实惠。由此,本文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为建立政治关系而付出的"政治献金"。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政治动因研究,而且为深入剖析中国企业家究竟如何应对因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全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