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粮征派将朝廷、州县官府、绅衿胥吏与地方民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漕粮征收的顺利完成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然而驱动各社会力量形成互动的不仅仅是漕粮征派这一形式,还有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关系,漕运中众多重大社会事件无不由此而生。抗粮事件不仅是征漕各方矛盾爆发的一种形式,更是群体利益关系中本质问题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此为中心的考察,揭示了清代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及他们之间在利益纠葛下的群体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清代漕政的制度缺陷以及社会变化。     

国家事务与地方社会秩序——以清代漕粮征运为基点的考察

清代漕粮征运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严密的制度保障、强烈的指令性以及高成本等特性,这些特性对于地方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清政府通过实施蠲、缓、改折等措施,对于制度进行调整,以舒缓民力,然而调整以不改变漕运"天庾正供"这一实质为前提,有限的调整根本没有触及本质问题。清代漕运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一,作为国家事务的特殊属性,其二,在制度范围内,存在多重利益关系,在漕运事务的运行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追逐利益中制造出一系列矛盾和弊端,并逐渐导致各种利益关系的失衡,地方社会秩序由此受到深远的影响。     

叙乾隆时的漕粮宽免

漕粮被称为“天庾正供”、“朝庭血脉”,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至关重大的,因而历来“不蠲不赦”。然而在清代乾隆时期,漕粮的控制明显放宽,较为引人注意。以下试从蠲漕、截漕与平粜、白粮改征三个方面分述。 所谓蠲漕,是指对有漕八省额漕的普免。为了保证京师供馈,普免实际上是逐年免征的,故普免又称轮免。乾隆时漕粮普免分三次进行,道光《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三载:     

清代漕粮的“民折官办”——兼论清代政策变通的特点

"民折官办"是清政府针对漕粮征派的一种政策变通。清代征漕"例不改折",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具体问题,清政府在一些特殊地方实行"民间折征,官为采办",并渐次推广;康熙时施行于河南,乾隆时推行到南方州县。然而清代政策变通具有守旧中求变、施变中仍旧的特点,因此"民折官办"的实行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不变旧制、朝廷利益至重的前提下,原额不可变,本色上纳不可废,故此变通所带来的解决问题的成效十分有限。又因变通的目的在于完额,中央和地方均寻求简单可行的办法,故难免出现脱离实际等状况。最终在漕粮征派需要彻底改革时,"民折官办"未能成为改革的有效借鉴。"民折官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代政府政策制定、实施及变通的特点。     

唐代安史乱后漕粮年运量骤降原因初探

漕运史在我国史学界是一个长期受到冷落的研究领域,其中漕粮数量的变动这一问题更是很少有人问津。实际上,漕粮作为封建政府的一项特殊形式的赋税,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数量的消长,往往关系到某一王朝的盛衰。探讨历史上漕粮数量变动的问题,不仅可以扩展我们的历史研究的范围,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总状况的认识。本文拟从考察唐代安史乱后漕粮年运量变动的原因入手,在这方面作一粗浅的尝试。     

漕运水手行帮兴起的历史考察

在专制王朝时代,相当一段时间内,漕运的劳动组织是通过专制政府佥派民役乃至直接使用军队进行的,参与漕运的劳动者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漕粮运输的全部费用,是他们千方百计试图逃避的民役和兵役。在这种劳役制度下,并不存在以雇佣劳动者为主体的漕运水手行帮兴起的历史条件。到了清代,由于传统徭役性质的民运、军运难以为继,参与漕运的船工水手成员相当部分成了雇佣劳动者,与掌握漕运主要生产资料——船只的军丁官吏产生特殊的雇佣关系,繁重的劳动强度与微薄工价的尖锐矛盾、船工水手之间就业的互相竞争,到康熙年间,在漕运水手中终于出现了盘根错节的行帮组织。而罗教在漕运头舵水手中的广泛传播及其与漕运包工雇佣制度的结合,则构成了苦力型漕运水手行帮组织的基本特色。     

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

清代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人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失去了制度给予的自主.督漕过程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在与他们的合作与竞争中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与发言人,漕督反而被属下官员所控制和利用,以至于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代中期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反映出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

漕运是古代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十分兴盛。相关学者就各朝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的社会职能、实际运转、管理系统、运输人员、漕弊、漕讼与减漕运动、漕运中的商业活动,以及漕粮河运和海运的变迁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移民图甲：清代义宁州怀远都的形态与运行

移民图甲是清代图甲的重要类型。由赣闽粤边移民组成的怀远都在编制时，各图、甲、户所含丁粮数额无固定标准，同处一甲的各户来源地及姓氏构成较为复杂。地域相邻是怀远都编制的基本原则，而非丁粮、来源地、同姓等因素。怀远都的实际运作依赖民间社会组织的维系，遵循基层社会自治的逻辑。随着移民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清代怀远都的图甲组织经历了多次升级转型，规模日益壮大，制度渐趋完善，主要功能由协助粮差，转变为负责征收漕粮，并进一步获得了上缴漕粮的权利，自始至终由士绅主导，为股份合资性质的社会组织。     

水与城:堤防视野下的清代襄阳地方社会——以樊城石堤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襄阳米公祠石苑内所藏的清代水利碑刻为基本史料,结合明清襄阳方志等,梳理清代襄阳樊城石堤的修筑过程,分析该石堤经费的来源与经营管理,兼述厘金征收的发端,并以此窥视该地区堤防事业建设的方式与清代襄阳地方社会。笔者发现,在樊城石堤的建筑与缮护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士绅为主持者与组织者,然囿于国家没有专项堤费支款,该堤防经费来源依赖当地会馆、商民等的筹捐,呈现出清代襄阳地方政府官员、士绅、会馆客商与民众的协作与冲突。厘金制度正式确立后,绅、商借拨厘金扩建樊城石堤,显示该地区堤防事业中,商、民力量不容小觑,樊城石堤实为民堤。质言之,城市公共堤防工程之樊城石堤体现出国家权力对堤防事业的介入与民间力量的自我运作,"国家内在于社会",二者同构水利事业,此为城市水利史研究的一种阐释路径。     

市政债券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新途径

市政债券是指地方政府为满足地方经济与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向社会发行的一种债券,是地方政府筹措地方建设资金的一种手段。市政债券的发行人是地方政府或其授权代理机构,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性项目的建设。按偿付资金来源和担保形式的不同,市政债券分为两大类:一     

从地权形式的变化看明清时代地主制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代,商品经济伴随土地关系的变化有着进一步发展。这时土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屯田、贵族庄田向民田转化,地主制经济不断扩大;一是官绅特权地主向一般地主过渡,庶民地主有所发展;一是地主经济本身的变化,封建依附关系趋向松解。 一、国家屯田、贵族庄田和官兵旗地向民田转化 明清两代屯田主要是军屯,即卫所屯田。腹里一部分卫所军承担转运漕粮的任务,这部分屯田也叫漕运屯田。     

《清代地权分配研究》评介

正江太新先生的《清代地权分配研究》于2016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江先生长期致力于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漕运制度、土地关系、农业经济等领域着力甚深,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江先生随李文治先生治学,当时萌生撰写一部清代地权分配专著的想法,并开始了长期的资料准备工作,经过数十年打磨,终得成书,可谓是心血之作。     

从社会史的角度审视中国漕运 --评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

漕运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集权王朝的生命线，也是经济资源的补给线。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把漕运视为“国之大政”，为国运攸关的大事。在我国史籍中，有关漕运的记载林林总总，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有关漕运研究出现了不少成果，但多局限于断代漕运研究，缺乏对漕运的宏观把握和对漕运社会意义的总体研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吴琦撰写的《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恰恰填补了这项空白。 漕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历代漕运都是以京城为中心，都是为了满足京城的需要，保证京城用粮的相对稳定，漕运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粮食运输活动…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清代的发商生息及其影响——基于土默特清代历史档案的区域分析

清代中后期,发商生息成为地方政府运营生息银两制的主要方式,但由于地方性史料阙如,相关研究还比较匮乏。本文利用土默特左旗清代历史档案,探讨了地方政府的发商生息对当地商贸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地方政府的发商生息以地方商贸经济的繁荣为前提。在地方政府发商生息中,存在着商人承领本银、申解利银两方面的流程,这种流程规定体现出对地方商人的不利影响;从归本期限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发商生息虽有"生息"之名,而行"分割利润"之实,形成商人沉重的负担。就生息利银的支出用途而言,发商生息则对地方商业贸易的治安环境、商路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基于矩阵分析法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

正一、我国地方政府融资的债务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弥补地方财力不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持续快速扩张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容易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现行的财政框架下,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大多数用于公共领域的项目,其资金偿还更多地依靠税收和非税收入作支撑。近几年,地方债务规模与财政收入的增速极不匹配,到期本息的     

清代地权转移中的非经济因素

清代地权转移中的非经济因素王日根在清代地权转移中，非经济因素依然是起着很大作用的。这包括政权、族权、亲邻权、原业主权以及地方霸权等等。若单从刑部题本中看，所有地权转移引起的纠纷都得由地方官直至朝廷处分，就是说各级官府有最后决断土地之归属的权利。其最后...     

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结构、困境和转型

在开征房产税的前提下,应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但在出让环节实现零成本或低成本供地,一者此举可以保障失地农民利益,二者使地方政府在获得房产税收入后放弃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三者降低房地产商拿地成本、切实降低房价水平,让买房者在负担房产税前提下减少购房成本支出。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评介

<正>2020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周健教授《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以下简称《维正之供》)一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第三辑丛书之一。周健深耕社会经济史多年，对晚清赋役制度史、财政史研究颇有建树，该书即精择近年清代田赋相关研究汇辑而成，计10章48.8万字。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中后期的田赋与地方财政研究”(13CZS03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