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对城市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技术进步与结构转型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节能减排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在显著增加城市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规模的同时也降低了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在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规模，其原因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能源回弹效应超过了绿色技术效率改善的节能效应。数字经济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增加了城市电力消耗，但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其中，制造业结构转型具有减排效应，而农业和服务业由于产业结构低端化，其转型导致节能减排效果并不理想。异质性分析表明，良好的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环境能够强化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研究结论可为“双碳”目标下城市经济数字化转型及节能减排行动方略的制定带来启示。     

基于空间集散效应的中国城市空间扩张驱动机制——以中国273个城市为例

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3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特征,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探讨空间集散效应的城市空间扩张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期间中国城市空间呈现出总体规模扩张明显、扩张速率逐渐放缓、省际差异逐步缩小的特征;从全国尺度来看,聚集经济和拥挤效应显著推动城市空间扩张,且大部分城市逐渐呈现出离心郊区化的发展趋势;从区域尺度来看,空间集散效应均对东中西部城市空间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但中部城市聚集经济并不显著;从城市行政级别来看,城市聚集经济约为拥挤效应的三分之一。新型城镇化应当构建基于内生经济动力的城市发展模式,聚焦城市群耦合联动的协同发展,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建设,实现城市空间布局优化。     

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通过发挥头部企业优势来释放数字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分头部企业和追随企业的基础上,本文将两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内,从理论层面考察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使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追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其中的重要作用路径,并且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大于负向竞争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头部企业与成立时间短的头部企业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大。本文为充分发挥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以大带小”的作用,推动行业内头部企业与追随企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缩小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技术跃迁理论视角，采用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比对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及其补贴强度，运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对策略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实质性创新绩效，存在更重数量的策略选择效应；二是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及以下规模城市中发挥更强的专利产出激励作用；三是企业数字化水平在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企业数字化水平是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之一。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

构建包括STIRPAT模型、调节机制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东部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重传导路径,考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基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通过纠正资本错配、强化绿色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途径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金融通过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促进本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数字金融发展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出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目标下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职工收入是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共同富裕之路的重要举措。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基于中国2006—2019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阶段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阶段（2006—2016年）,在挤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作用下,城市道路建设对职工收入提高有负效应,且城市人口增长对职工收入的正效应不显著;第二阶段（2017—2019年）,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影响体现为正向拉动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影响存在异质性,城市规模对大城市职工收入的正效应更明显。另外,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需求,长期来看,地方财政更多地投入城市义务教育等民生支出可能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应保持适度的城市规模扩张、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布局、加大城市民生投入,逐步强化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的正效应。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降低碳排放?——来自环境信息公开的准自然实验

现有关于碳减排的文献主要关注政府自上而下的正式环境规制,然而忽视了以环保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对部分城市进行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依托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理论,使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法估计环境信息公开对碳排放的影响,以考察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排放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不仅验证了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策略,也彰显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作用。经过共同趋势、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环境信息公开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碳减排效应在东部城市、西部城市、环保城市以及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的样本中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公开通过缩小规模效应、优化结构效应和提升技术效应等渠道降低了碳排放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多元碳排放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证证据,论证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在碳减排中的重要性。     

城市发展模式叠加与绿色低碳发展——基于智慧城市与低碳城市协同减排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策协同视角，利用2004-2017年中国1890个县域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分解和三重差分模型，从“质”和“量”两方面考察智慧城市和低碳城市发展模式的协同减排效应，从区域、规模与减排压力方面对其异质性进行了拓展分析。研究发现，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叠加加速了城市绿色低碳发展。从“质”的方面来看，在低碳城市基础上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更大。从“量”的方面来看，智慧城市建设使低碳城市碳减排效应更加突出，但两类城市发展模式的协同减排潜力仅在东中部地区、大型城市和超特大型城市以及减排压力较大的城市得到了释放。据此提出创新城市发展模式，激发协同减排潜力，分类推进低碳基础上的城市智慧发展，强化城市发展模式叠加中的政策协同。     

经济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与二氧化碳排放 ——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性,对经济增长对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异质性作用进行研究。本文使用全球67个经济体199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增长对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换言之,只有当经济增长跨过一定门槛才能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双重红利,并且这一效应也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和非资源型经济体。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各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市数字金融推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研究

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将城市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企业绿色化转型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测度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基础上发现,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应建立城市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机制,制定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财税政策,加快推动重点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推进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

研究目标：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对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并未产生预期中的碳减排效应,但显著提升了周边城市碳排放水平;金融业专业化集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以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本市或相邻城市均具有明显碳减排效应,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却显著提升了相邻城市碳排放水平;大城市、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从而导致其碳减排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创新：区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价值：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破解“稳增长、促减排”两难困境,有效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女性高管的视角

数字化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与突破口,也是“十四五”时期深化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文本数据,从女性高管视角考察“她力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她力量”,即女性高管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基本成立。第二,企业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第三,考虑外部资源效应与内部能力效应,政府补贴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学术经历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说明外部资源与内部知识能力分别具备“她力量”驱动下的互补性价值与替代性价值。第四,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不断提升,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逐步放缓,呈现出非线性效应,说明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最优性别结构;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产权、无政治关联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     

中国地级城市规模分布与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区域,利用中国地级城市数据,检验两个区域的城市规模分布和集聚效应的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分布符合齐普夫定律,城市规模分布相对过于均匀,存在进一步集聚的空间和必要性。中国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东部地区的提升空间不大,未来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利用空间较大,可通过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扩大城市规模,获取城市集聚效应,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

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规模较小以及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基于此，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国企治理中的赋能效应，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督协同路径，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产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稳健地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这一影响效应在东部与中西部皆得到有效验证;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城市规模等级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性;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性;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绿色经济技术效率的正向作用上;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改善劳动力与资本错配、促进知识溢出与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绿色经济效率。据此,应大力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发展,注重产业协同集聚的区域差异与城市规模差异。同时,立足于本地实际,探索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发展路径,助推绿色经济效率提升。     

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空间利用效率,本文利用数据包络(DEA)分析方法测算我国227个地级市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并建立分析模型,验证城市规模、空间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财政推动土地非农化导致城市规模扩张,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城市化导致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这降低了城市空间利用效率,进而使得碳排放强度上升。我国可以通过纠正这种扭曲,提高空间利用效率、节约能源、降低碳排放强度从而达到减排目标。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专利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与融合发展已成为带动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度与城市专利质量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专利质量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是促进地区创新的空间前提条件。主要影响机制的探讨表明,知识外部性溢出与分工深化是导致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中介渠道,但创新成果转化加速的中介提升机制尚不明晰。分地区看,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分行业看,制造业与金融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整体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文章通过探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作用机理,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发现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足、缺乏数字化转型要素支撑、制造业主体之间的协同度不够和数据标准和安全保障欠缺等问题,提出提升社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度、强化数字化转型要素支撑、提高数字化转型主体的协同和加强数据安全保障等建议。     

技术创新的就业扩张效应: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91-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法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技术创新的就业扩张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我国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破坏效应,因而技术创新的就业扩张效应为正,技术的不断创新有利于扩大就业规模。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技术创新的就业扩张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发明专利技术创新的就业扩张效应最大,实用新型技术创新其次,外观设计技术创新最小。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就如何实现技术创新与就业目标的兼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周期与股票横截面收益

采用中国A股市场数据,基于我国特定的货币环境定义货币政策周期,利用货币政策与风险特征的交叉变量,研究规模效应、价值效应等风险特征在不同货币周期下对股票横截面收益的解释能力。研究发现,添加货币周期变量之后的模型对于股票未来收益的解释能力,较传统资产定价模型具有显著的提高。规模效应(小市值公司表现优于大市值公司)在全样本周期内稳定存在,且在货币扩张期更为明显,这与货币信贷传导机制和我国信贷配置的制度环境是一致的。价值效应(价值股表现优于成长股)在货币紧缩期更为明显,在货币扩张期表现不显著,这与货币信贷传导机制和价值效应的风险特征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