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执法监督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

面对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环境法律法规执行低效的现状,我国开展了一系列环保督查活动,而外部的环境政策将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选取A股2013—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即环保约谈,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宏观环境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为我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完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提供重要启示。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

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致力于强化地方政府部门权责与引导企业环境保护行为,选取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促进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并且形成一定的持续机制,但其效果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减弱。(2)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中央环保督察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水平。(3)非国有企业和高度行业竞争企业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更大,中央环保督察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减弱的阶梯型转变。有鉴于此,提出建立环保督察长效机制、强化地方环境治理责任,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增强环保督查结果运用、高效落实环境政策导向的建议,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双碳”目标下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策略

<正>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已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保障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能力的同时降低污染排放既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环境规制与市场竞争的双重约束下,我国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逐年增加,导致企业更多地以支付环保税、排污费甚至环境罚款等方式转移自身环保责任,     

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是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表现,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制度背景,论文以2011-2018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正向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体现。论文的结论丰富了现有产业政策微观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     

低碳城市试点、媒体关注与企业环保投资 ——基于"双碳"战略视角

文章以我国分批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低碳城市试点对微观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手工收集整理的重污染行业环保投资数据为样本,深入探究企业在承接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建设整体上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同时基于环保合法性考察外部媒体关注所发挥的作用,实证检验发现:媒体关注程度高时,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体现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分析低碳试点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最终会提升企业价值.     

资本市场开放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

本文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提升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程度低、股权制衡度低以及高管薪酬粘性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途径来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客户集中度、企业环保投资与绿色创新

客户关系是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呈“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创新呈负相关关系。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环保投资水平下，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重门槛效应，即当环保投资小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当环保投资高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进一步基于行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集中对重度污染行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度污染行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且仅在中度污染行业，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环保投资门槛效应。因此，企业应强化绿色创新理念，且与客户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需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并加强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扶持力度；要高度重视中度污染行业的减排状况。     

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视角

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重点考察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保投资,信贷支持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绿色金融发展能够产生信贷支持,使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融资,助推加大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董事会断裂带可强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绿色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非重污染行业,重污染行业中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引导企业环保投资;不断优化和完善企业董事会治理水平。     

环境业绩考核对企业环保投资的驱动效应检验

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环境责任履行缺位的困境。2019年，国资委修订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重新将环境业绩考核纳入分类考核体系，以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治理环境责任履行缺位。本文以此次修订为契机，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经验数据，检验环境业绩考核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业绩考核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考虑制度环境发现，当环境制度较好、媒体监督较强时，环境业绩考核更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探索影响机制发现，环境业绩考核不仅能通过与高管薪酬和高管晋升挂钩来降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还能通过环境合法压力和资源获取激励来降低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研究结论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国有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缺位的治理机制研究，为政府健全环境业绩考核制度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公众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绿色形象的调节作用视角

利用2008~2015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绿色形象能够提高公众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包容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相比,公众环境关注度仅对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产生正向影响,绿色形象仅对公众环境关注度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说明企业差异化和预防性环保战略能对企业产生积极影响.研究为政府部门制定环保法规、企业履行绿色责任、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的关系研究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企业的环保投资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而高效的环保投资与企业的业绩又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究。为此,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间披露了企业环保投资金额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与企业环境治理动机——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机。研究表明，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兼具价值创造动机与高管自利动机，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或高融资约束企业方面。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整体有利于企业价值创造，但具有时滞性。具体而言，基于价值创造动机的环境治理投资可提升企业价值，而高管自利动机下的环境治理投资不利于企业价值创造。这一研究丰富了环保产业政策的分析视角以及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相关研究，为政府从高管动机层面优化环境治理政策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CEO海外经历与企业价值：增值抑或减值?——基于烙印理论视角的分析

作为环境污染主要制造者的微观单元,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方式,而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企业环保投资是否毁损了企业的价值？以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CEO海外经历对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高融资约束水平下,CEO海外经历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和对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为选聘海外经历高管的现有人力资本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情况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2014年54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数据,首先利用因子分析对各个指标进行研究,对环保重点城市进行综合排名,发现工业城市排名普遍靠后,污染最严重的是河北省内的环保重点城市,而南方地区尤其是位于沿海的环保重点城市排名普遍靠前;再次对主因子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发现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空气质量较好,相反第二产业发达的地区空气污染相对比较严重,工业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大于臭氧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最后对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的现状进行总结并提出关于提高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的对策建议。     

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情况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2014年54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数据,首先利用因子分析对各个指标进行研究,对环保重点城市进行综合排名,发现工业城市排名普遍靠后,污染最严重的是河北省内的环保重点城市,而南方地区尤其是位于沿海的环保重点城市排名普遍靠前;再次对主因子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发现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空气质量较好,相反第二产业发达的地区空气污染相对比较严重,工业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大于臭氧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最后对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的现状进行总结并提出关于提高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的对策建议。     

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融资能力

随着资源的日益短缺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纷纷向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确保环保资金投入、优化环保投资结构、改善环保投资绩效和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等。本文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政府环保约谈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解读

环保约谈是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后续督导手段,是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失效而采取的问责机制。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以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时间差异、行业差异、地区差异和企业属性差异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短期和长期环境绩效的异质性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中央政府的环保约谈对企业短期环境绩效和长期环境绩效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环保约谈能有效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但对清洁能源企业没有影响;环保约谈能有效改善东中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但对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没有显著影响,环保约谈改善了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对非国有企业无效;第三,在短期内,环保约谈通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来实现短期环境绩效的提升,在长期内,环保约谈则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来提升环境绩效。本文从时间、行业、地区和企业属性角度深入解读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可以为环保约谈制度的改进及环境执法监督体制的完善提供有益启示。     

地区经济增长压力下的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政府双重目标协调视角

基于2012～2017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探索并解释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行为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压力越大的地区,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作用越弱,说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确实会影响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     

浅析石化企业环保投资预算考评

随着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石化企业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国家投入的环保资金也在逐年上升,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益,需要将环境会计引入传统的投资预算中去,形成一种新的环保投资预算编制方法.笔者从经济学角度,通过将环境保护理念引入到管理会计,阐述了编制环保投资预算的原则,以石化企业为例,提出企业环保投资资金的预算编制内容和形式,构建了环保投资预算的基本框架,对责任考评制度进行初步设计.     

企业环保投资、环境管制与股权资本成本——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3的经验证据,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与股权资本成本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保投资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该点时企业环保投资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低。进一步验证环境管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强化了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当企业环保投资低于临界点,与低管制的企业相比,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强;当环保投资高于临界点时,“创新补偿”占据主导位置,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的增加将引发股权资本成本更大幅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