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经营与政府管理的博弈

当下"银行垄断"成为争议话题。有人认为,银行获得了过多的政府保护,由此获得了更多的政策红利。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国银行业的前身——票号,在长达一百多年的经营中,恰恰走了一条从自由进入到门槛设置、从自由生长到政府监管、从民间信用到庙堂力量的曲折道路。     

北洋政府时期我国官办银行的商业化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业出现在20世纪初期，其时我国绝大部分银行基本上依赖政府财政的支持而获得维持和发展。如中国通商银行一开始就有来自清政府100万两白银的存款，随后还获得了洋务企业、地方政府的大量存款，使其早期业务得以发展，而中国银行的存款中来自政府的存款和代收税款就更加明显了，仅到1015年．该行就经收政府有关款项达一亿三千万元。与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给银行发展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严重约束了银行自身的独立经营，到民国初年，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银行基本论为各级政府的金库。     

小额担保贷款中政府角色定位问题探讨

现行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使得政府机构角色越位,银行、贷款人之间的契约关系都以政府担保为前置条件,导致违规成本极低,骗贷、违约现象频现,长期以往,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巨额不良贷款损失,由政府被迫埋单,并损害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建立。据此,本文建议将现行小额担保贷款模式调整为＂银行办理,政府审核,分段管理,风险分担＂的全新模式,厘清政府、银行、贷款人三者之间的责任、义务,促进小额担保贷款健康发展。     

政府融资平台中政府承诺函的法律问题分析

担保不规范是大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通病”。银行为防范贷款风险,通常都会要求借款人提供融资担保。为了让融资平台公司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向银行出具各种形式的担保,这当中既有地方人大、政府出具的还贷支持性文件,也有地方财政出具还本付息的承诺函。本文拟就政府承诺函中的法律问题作一简单剖析。     

基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下的国民财富管理型银行研究

银行业竞争手段的所谓高端化,实质是落入了＂营销管理陷阱＂,即从吸引潜在客户群体眼球、促销活动渲染,到推动优惠性销售活动进入高潮以结束营销终端。同一区域内多家银行因营销手段竞争而＂劳民伤财＂,营销成本居高不下,从而忽略了真正体现营销胜负的商业银行＂内涵式＂竞争。＂十二五＂规划关于在调整收入结构等政策性语言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政府的坚决态度,即把我国目前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逐步转化为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因此各家银行必须吻合政府主导方向、符合＂十二五＂规划要求,提早关注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的应对策略。本文就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与＂国民财富管理型银行＂的结合点,进行扼要的理论分析。     

日本银行的再造

十多年来,日本银行业仿佛得了“消化不良症”一样,一直饱受着沉重债务的困扰,银行和政府不能或不愿将这些债务从系统中消除。不管我们是否该将此归咎于政府的政策、银行和借款人之间高成本的关系还是经历了衰退和通缩的“逝去的十年”,但事实是日本的银行多年来始终无法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然而日本银行今年4月公布的财务结果透出了一线曙光,表明银行业有望从沼泽地中挣脱出来,相关的改革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几乎所有的日本大银行都宣布在截至2004年3月的财年里获得了盈利,其账面上的不良资产和一级管理资本中的低质递延所得税资产均…     

信贷断点的有效连接:胶南"金智惠农"支农案例

本文基于帕累托改进的视角,对胶南市推出的＂金智惠农＂创业扶持贷款模式进行了透析,认为其在设计上将银行贷款、科技支持和政府贴息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政府、银行、科技＂三位一体支农模式的统一,实现了＂合作博弈＂过程中政府、银行、农户三方利益的帕累托改进。     

政府救助与银行破产:政府救助政策的动态不一致分析

本文通过政府与银行动态博弈的一个模型分析,发现政府救助政策的动态不一致。从长期来看,即使政府付出代价救助银行,单纯的政府救助也并不能降低银行破产概率。理性的政府有动机救助面临困境的银行,哪怕这会违反其事先不救助银行和要求银行风险自担的承诺。为了减轻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带来的效率损失,适当控制银行规模的扩大、弱化政府与银行在产权上的联系以及对政府"相机抉择"的权力进行适当限制是必要的。     

从“手术台”到“审判台”

在金融危机高峰期,大银行是各国政府重点救助的对象,但政府因此承担了巨大的政治负债,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为弥补救市成本,惩前毖后,对银行征税的提议应运而生。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态度发生了从救助到审判的巨大转变。     

欧洲救助计划的下一个挑战——如何付账？

在欧洲各国政府采取大胆、果断举措救助其银行体系之际,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如何支付这些昂贵的费用。从本质上说,各国政府对其银行体系的未来下了很大赌注。如果计划生效,银行状况好转,纳税人就能从政府所持股份的升值中获利。     

关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银行业政府因素模型

本文提供了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银行业的政府因素存在性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模型对在金融市场与制度环境皆不完善的经济中如何实施银行改革,尤其是银行公司化、民营化、市场化的时机选择和制度选择给出了一种思路。由于银行与政府非利润偏好存在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的介入能够在银行的市场行为中引起对货币政策传导及银行效用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银行效率损失。     

疫情国别分化背景下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以阿根廷为例

我国目前采用“银行主导,政府辅助”的小微企业融资模式,融资方式单一,银行积极性不高,地方政府支持不足,缺乏商业可持续性。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必须处理好政府、银行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小微企业融资具有高风险、低收益、低流动性特点,与商业银行追求的低风险、高收益、高流动性目标相矛盾,也就是说小微企业融资存在市场失灵问题。而发达国家或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是存在银行参与程度低,大型银行一般不参与,小微企业融资获得感不强等问题。我国应借鉴发达经济体相关经验,发挥政府主导和银行主办的优势,形成“政府主导、银行主办、社会支持”的中国特色小微企业融资模式。     

民生情怀依旧在——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明权

他是花甲之年的金融老将,从银行到政府,从政府到银行,辛勤地耕耘、兢兢业业40载;他是博学多才的诗人,感怀故土,讴歌生活,亲情佳景入诗囊;他是富有情趣的书法艺术家,字迹刚劲,笔画精细,既凝练浑厚,又跌宕飘逸;他是一位票友,一位京剧行家,＂老生＂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他就是情系民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     

关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银行业政府因素模型

本文提供了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银行业的政府因素存在性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模型对在金融市场与制度环境皆不完善的经济中如何实施银行改革,尤其是银行公司化、民营化、市场化的时机选择和制度选择给出了一种思路.由于银行与政府非利润偏好存在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的介入能够在银行的市场行为中引起对贷币政策传导及银行效用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银行效率损失.     

政府外部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9年至2020年我国36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研究了政府外部治理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监管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提升；政府持股一般会提升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业绩波动性上升，但如果政府为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则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政府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政府对银行绝对控股可能会削弱监管和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主要由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变化。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政府外部治理效能促进银行风险管控的政策建议。     

政府执行力的再思考

＂政府执行力＂一词在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十届会议上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学术界关于政府执行力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各级政府机关也从实践上一步步摸索如何增强政府执行力的建设。本文旨在从新加坡同我国的政府执行力弱化的比较中分析政府执行力缘何有强弱之差,强、弱执行力各自会产生何种后果？当下人们普遍接受弱化的政府执行力的无效,可是强的政府执行力是否真的好呢？会不会产生什么消极后果？通过以上的比较和思考,本文意在增强政府执行力的同时,尽量避免过强的执行力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互联网金融挑战传统金融业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互联网金融热潮席卷中国。从现代互联网公司到传统银行，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热情空前高涨。金融，似乎不再是传统银行、保险的特权。面对“搅局者”和“逼宫者”，银行大佬不得不放下身段，调适心态。加快了金融的互联网化，甚至杀入对方的领地，进军电商。     

银行业沧桑巨变

从长期奉行一元银行体制到建立起多元化均衡发展的银行体系,从数量的激增到内部治理结构的质变,再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跟随着新中国60年的脚步,中国银行业经历了沧桑巨变,也创下了＂中国神话＂。     

社会约束:构建激励相容银行监管体制的有效途径——基于对新加坡、阿根廷、香港经验的借鉴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相当迅速,但银行内部风险控制制度仍然欠缺,政府监管虽防止了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应完善和加强社会约束机制在我国银行监管中的作用,既提高银行外部监管的有效性,又促进银行业的发展。文章从弥补政府监管局限性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约束在构建激励相容银行监管体制中的必要性,借鉴新加坡、阿根廷、香港在社会约束建设方面的经验,对我国社会约束建设提出了相应建议。     

存量经济调整新方向

当前,政策层面确立的＂新常态＂的核心有两个：一是接受经济会逐步下行的事实,这意味着政府对＂潜在增长中枢下行＂规律的尊重和服从;二是准备一整套货币金融财政机制,对经济和市场风险进行兜底,守住市场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从而为改革赢得时间。当下着力于需求端的政策,与之前的＂刺激＂存在微妙差异。简单讲,以前是不让它下来、怕它下来,而现在知道它一定会下来,就要想办法给它个＂缓冲垫＂,别摔坏了。我们应该在这个意境下理解＂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对应为＂刺激＂。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立的方向看,未来,国企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已经被掐住,没有了空间。银行的扩张欲望早就收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