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新能力看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间前、后向关联溢出效应

文章将FDI携带技术区分为示范效应下的通用技术和竞争效应下的专业排他性技术,经对比回归检验发现,从产业间关联机制角度看,虽然两种性质的技术在我国内资企业产出效益层次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溢,但对于新产品转化和原创技术层面,竞争效应下的专业排他技术未产生显著正向外溢效应,且外资在行业中的集聚水平越高,对内资企业产生抑制作用越大。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分类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在对涉及输入型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把制造业27个行业根据OECD标准按技术含量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及低技术四组取样,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组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而且技术外溢效应容易发生在技术含量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对溢出存在负面影响,但这一负面影响会随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减弱。     

FDI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江苏省是我国重要的FDI聚集地之一,然而以这一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关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利用2000至2006年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估算了FDI对江苏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密集使用外资的江苏省内,FDI对江苏省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依赖于行业间的产业关联,总体而言,行业间外溢效应显著,行业内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但在高附加值产业,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不仅来自于行业间的关联,而且来自于行业内部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和竞争。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模型,从行业、城市和因果关系三个层面定量分析了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最后得出结论：FDI（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促进浙江省经济增长。因此,今后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只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而必须从影响FDI技术外溢效果的诸种因素出发,充分发挥外资对当地内资企业的辐射作用以促进浙江省经济长期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行业内部的技术外溢

本文利用1995-1997,2000-2003年期间,中国工业36个行业的平行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FDI对工业行业内部的技术外溢,及影响技术外溢的因素。结果显示:在1995-1997年期间,FDI对我国工业行业内部有不显著正的技术外溢。技术差距较小、劳动密集型行业获得较大的技术外溢。在2000-2003年期间,FDI对工业行业内部有显著正的技术外溢。技术差距较大、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获得较大的技术外溢。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工业行业的引资应偏重技术差距较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     

FDI对我国机电行业发展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FDI的进入,从总体上看,对我国全部工业与机电行业的技术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存在着促进作用,但是对机电行业的促进作用没有对我国其他行业的作用大;而且,FDI对我国机电行业中的普通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没有显著的作用.本文认为,FDI对我国机电行业外溢效应相对较低的原因来自于FDI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过大,加工贸易比重上升,科技投入水平不高以及跨国公司市场挤出效应.     

开放经济对专利创新溢出效应的行业差异分析:基于广东省工业部门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构建知识生产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广东省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就内外资部门的独立研发、出口贸易、干中学、外资技术外溢对工业部门专利创新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大部分行业来说,外资负向的挤出效应超过了其对专利知识产出的正向作用;内资部门独立作用的系数则取决于行业的竞争程度;外资技术外溢效应是否显著取决于行业是否适合看中学;出口贸易和干中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要取决于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企业性质。最后本文从实证检验结果出发提出了有行业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信用环境的门槛效应

：本文以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余额作为投入要素,以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要素得出内资企业生产率指数;再以此为因变量,运用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不同地区技术外溢影响的差异性,发现FDI技术外溢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进而,本文引入社会信用环境和经济信用环境两个主成分,对门槛效应水平进行了计算,量化了信用环境发展水平与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本文的结论是：信用环境发达的地区其FDI技术外溢效应明显;而信用环境建设落后的地区不但不能带来正的技术外溢效应,FDI的流入反而会阻碍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即引起负的技术外溢效应。     

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构建了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计量模型,利用2002—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下属五大行业的数据,研究FDI与内资企业的关系,其产出表现为正相关,产生比较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在整个高技术产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FDI与内资企业的产出表现为负相关。在此基础之上,对加强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FDI技术溢出、行业吸收能力与工业碳排放强度——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

在考虑中国工业行业吸收能力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技术差距、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外贸开放度等4个反映行业技术吸收能力的要素，利用“入世”以来中国工业行业门槛面板数据，研究吸收能力作用于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低碳技术溢出对上述4个因素都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人力资本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越高，FDI的低碳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适度的技术差距与外贸开放度均有助于FDI碳减排技术溢出，过低或过高的技术差距和外贸开放度均不利于FDI低碳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因此，工业行业尤其是高碳排放行业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跨越人力资本与市场化程度对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同时需要提升行业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地位。此外，FDI引入不能盲目追求高新技术，需要结合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适度考量。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技术差距视角下的—个理论模型

本文通过将Barro和Martin的领导者一追随者模型扩展至包含外商投资部门,构建了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即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对于存在不同程度技术差距的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FDI溢出效应的作用不同;当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会产生更显著的技术溢出,反而由于东道国企业难以吸收而抑制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基于企业类型的实证研究

汇率传递是汇率变动与其经济影响的中间环节。传递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汇率变动经济影响的大小。利用分布滞后模型、协整、向量自回归等方法,研究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口价格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结果显示,外资企业进口价格的传递弹性明显大于本国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外资企业进口的促进作用较明显。由于外资企业进口的很大部分是用于加工贸易,其较高的传递弹性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     

中国出口贸易溢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5-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出口贸易溢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为了修正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文中使用了Heckman两步模型。研究发现,出口贸易水平溢出和后向关联溢出对企业创新可能性和创新数量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内资企业是出口贸易溢出的主要来源;外资出口企业的强势竞争力、买方市场势力及其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是外资企业出口溢出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较小的主要原因。     

外资企业出口与我国内资企业出口关系研究

利用协整检验、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与我国内资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积极地促进了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具有替代效应;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与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FDI技术溢出的水平效应与垂直效应——基于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尽管我国FDI在绝对值上有了很大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中仍存在许多不合理的问题。文章运用2005~2008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FDI在中国的水平、前向和后向技术溢出关联效应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FDI的水平关联溢出效应为负,而行业间的垂直关联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对于外资引导与利用、相关产业政策的制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化距离损害了外资企业绩效吗

本文从国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了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与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不同,本文在解决了文化距离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文化距离越大,外资企业绩效越好。原因是我国高权力距离文化对外方低权力距离文化、我国集体主义文化对外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产生了“反向共鸣”效应,而不是“相似吸引”效应,使得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差异促进了外资企业绩效提升。文化距离提高外资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为:文化距离促进了外资企业创新,创新提升了产品差异化水平,有利于市场竞争,进而提高了绩效。文化距离对绩效的积极影响受到进入方式的调节作用,相对于独资企业,合资企业的绩效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在下降。本研究为外资企业和我国“走出去”企业处理文化距离不利因素、利用文化距离带来的优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FDI技术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地区差异比较研究

FDI是资本、技术和管理等一系列要素的综合体,提升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考察地区差异影响因素,进而发现我国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存在很大的优化利用FDI、提升FDI对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作用的潜力。     

跨国公司对江浙两地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影响的分析

国内较多的跨国公司技术溢出实证分析认为,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存在正面的溢出效应。文章从行业增加值率的角度,研究跨国公司对我国浙江和江苏两省企业是否也存在积极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江浙两地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不能有效促进江浙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率的提升。当前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具有量的积极效果和质的负面影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要考虑外资对本地企业技术进步和效益的影响,从有利于本地企业价值链延伸和品牌建设等无形资产提升的角度,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和选择外资项目的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