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协调度分析

新型城镇发展的“新”主要在于“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对空变化和协调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2003—2013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各地区应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机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际单位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省际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程度较低,且整体上耦合协调度较低,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现状;（3）影响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力度、创新能力水平、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各地区可因地制宜,通过改善以上因素来提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人口—经济—空间视角下山东省城镇化时空演变

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三个维度及其相关关系出发,构建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选取山东省2006、2013年截面数据,运用均方差赋权法、耦合度分析法、Jenks自然最佳断裂点分级法,比较分析了人口、经济、空间城镇化程度及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山东省近年来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快提高,但当前仍是以人口城镇化为主导的初级阶段,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增大,但整体耦合水平仍然不高,处于中水平耦合阶段,趋于协调发展。各地市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程度较高,且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程度比较高,多数地市处在中高水平耦合阶段;鲁西南各地市的发展水平、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与东部各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房地产经济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3)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4)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新型城镇化情境下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以吉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脱钩模型,分析2003年以来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结果表明:1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发展呈现空间非均衡性和时间稳定性状态,高值分布于东部沿边地区和中部核心城市,低值分布于西部内陆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2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呈现递增态势(吉林市和四平市除外),基本教育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地域分异明显,医疗卫生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的地域差异不大,文化体育服务的极化特征突出;3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始终处于拮抗耦合阶段,协调度较差,人口城镇化与文化体育服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下降趋势;4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呈现以强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和弱负脱钩为主的脱钩状态。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趋势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五要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城乡"生态、经济、安全、社会"四维协调发展系统,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 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总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形成东部较强、西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生态协调与安全协调水平较高,优势明显.基于此,应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城乡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进步水平、统筹城乡发展与安全为路径,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城市“公园-人口-建设用地-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以我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为例北大核心

公园、人口、建设用地、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新时代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运用系统分析视角,将四者纳入统一复合系统,引入耦合协调理论及模型,以我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究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复合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加速发展—稳步提升”;各城市群发展呈南高北低的格局,差距先扩大后缩小。(2)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由濒临失调向耦合协调演变,人口、用地是长期保障,经济、公园是后发动力。(3)针对“齐头并进型”“人口—经济主导型”和“土地—经济主导型”三类城市群提出优化策略,为实现城市“人—城—境—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人口收缩背景下东北三省市域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测度与驱动机制

人口收缩背景下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实现二者协调持续发展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2020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以上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对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进行差异性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呈现“人口增长型>轻度收缩型>中度收缩型>重度收缩型>严重收缩型”的发展演化特征。(2)协调度空间分异总体呈下降态势，人口增长型与严重收缩型、重度收缩型的组间差距较大，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组间差异是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3)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拉动、社会促进、科技支持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导因子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比重。     

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蓬勃发展,正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升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于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数字金融指数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布存在“东强西弱”特征。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差距总体上呈现前期缩小后期扩大的发展趋势。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聚集效应呈增强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已经分别形成耦合协调度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     

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视角探究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三者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发现：第一,中国房价有利于促进土地城镇化发展,却抑制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实行“摊大饼式”城镇化发展的根源;第二,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大部分处于不协调状态,即人口城镇化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第三,2004—2013年各地级市房价、土地财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第四,基于地理距离、地理相邻与经济距离权重,利用静态SDM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商品房价格与土地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市域人口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从人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出发,以长江经济带13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及差异。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局部集聚态势减弱,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正向溢出效应大于负向溢出效应。其中城市面积、教育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存在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产生正向影响,且目前绿色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

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构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模型,采用系统分析与综合指数评价法,测度2008和2013年我国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我国经济社会分系统发展水平、综合度、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西北、西南等地区发展水平较低;2008—2013年经济社会分系统及综合协调发展水平均逐渐提高,区域空间差异逐渐缩小。(2)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呈现"梯度化"分异特征,经济社会综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呈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呈现"集群化"分异特征,城市群区域的协调度明显高于其它区域。(3)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城市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壮大城市发展规模、提升经济发展实力是提高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从提升经济社会分系统发展水平、强化系统间相互作用,优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策,优化经济社会区域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本文通过对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的剖析,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城镇化伴随发生、二者应当协调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以山西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状况,并研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从而探索能够使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城镇化和谐发展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分析

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涵义的基础上，引用了协调度概念，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并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78-1991年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发展时期，而1992-2001年是基本协调发展时期；②从空间上看，我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明显存在着地带性差异：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中西部除了少数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外，其它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发展都较低；③我国省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地区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的协调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省区协调发展相对较低。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结构、发展能力、生活水平、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产出等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测度指标体系,以耦合协调模型为研究方法,对中原经济区2003—2013年人口与土地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经济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不协调趋势。除周口市人口城镇化指数(0.113)与土地城镇化指数(0.094)差距较小外,其余城市均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其中郑州市、信阳市、宿州市、泰安市二者的指数值差距较大;(2)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发展与耦合度由轻度不协调类土地滞后型向勉强调和协调类土地滞后型阶段转变;(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对比类型始终表现为土地滞后型。     

中国人口城镇化与保险业协调发展测度与驱动机制

运用耦合协调度、Dagum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评估测度了中国290个地级以上城市2000、2008、2018年人口城镇化与保险业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与保险业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协调度形成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协调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呈正相关,不同城市规模间差异明显。(2)在地区视角、城市规模视角下均有组内差异大、组间差异小的特点,组间差异是造成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东—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东北—中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小,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大城市、小城市间的规模间差距较大。(3)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导因子为人口城镇化率、保险密度、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政府的调控协同、经济的支撑驱动、科技的潜在支持、教育的观念转换、对外开放的传导效应是二者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五大支持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