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时空格局演化

京津冀地区是国家的重点发展区域,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京津冀地区的规划和建设成为研究热点。文章以区域新型城镇化作为研究对象,将GIS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选取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21个能够反映新型城镇化的指标建立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系统地测算了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差异,1995~2010年空间差异不断减小;(2)张家口、承德地区是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低地";(3)1995~2010年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区域增长极存在由"北京+天津"两极向"北京+天津+石家庄"三极转化的趋势。     

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时空变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全国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人口分布指数等,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探究湖南省1982—2010年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82年以来,湖南省人口密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并以高值区为核心圈层梯级递减,高值区范围扩大,中值区范围缩小,低值区范围基本保持不变;(2)在人口增速总体趋缓的背景下,同一时期人口密度低、中、高值区人口增长速度依次递增,人口分布地区差异扩大;(3)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不断增强,冷热点格局基本稳定,热点区有所增加,冷点区有所减少,冷热点区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人口分布不均衡化趋势加剧;(4)影响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及变化的因素众多,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奠定了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不断重塑着人口分布格局,渐进式的区域发展战略对人口分布格局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全面提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质量,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是促进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优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东南半壁南北方地区人口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南北方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人口南北空间分异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以1982—2020年5期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中国东南半壁南北方地区人口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南密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南方地区一直保持着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2)研究区人口分布的总体差异不断拉大,南北方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其中南方地区内部差异比北方地区小,但上升幅度较大。(3)研究区人口具有向南迁移扩散的趋势,且人口密度变化的区域差异持续扩大,少部分区域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优势显著。(4)人口空间分异是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和吸纳就业能力等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     

基于ESDA的中国人口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ESDA技术,基于GIS平台对2005年中国人口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发现2005年全国县域人口密度不仅数值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达0.55,而且空间自相关性较强,Mom's I指数为0.4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东北经济带仍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四川盆地是高高型人口集聚区.哈尔滨、长春、银川、昆明等城市地区是高低集聚区.低高型区域集中在高高型区域四周.西北干旱区、内蒙古北部、东北北部山区属于低低集聚区.将人口密度分为五级,通过人口重心观察,以及将人口密度与自然和经济因素叠加,发现气候和海拔高度仍是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和交通对全国人口格局影响显著.自然因素不同的组合形式将对人口格局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气候和地形因素长期稳定地影响人口空间格局,但其对人口空间分布的约束力将随着技术进步而降低.经济因素是人口空间格局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     

房地产经济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3)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4)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研究——基于全国73个主要城市的数据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空气质量和城镇化质量问题成为当前全民关注的焦点。基于《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对全国城市城镇化质量的评价结果和按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测度的全国73个主要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通过协调度计算公式计算二者的协调度,对73个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我国目前的空气质量问题不容乐观,绝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2)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73个城市的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总体上匹配良好;(3)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协调和勉强协调,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京津冀地区为圆心的环状分布,越接近圆心协调度越差;(4)空气质量指数和城镇化质量指数相关关系不强,7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匹配度较低。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格局

县域是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尺度单元,发展活力是透视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视角。文章融合国内外关于区域/社区发展活力指数的构建方法,从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三产发展、财税收支、金融发展、公共服务等维度建立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2015年全国分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化格局特征、活力指数与反映贫困状况的多维发展指数的关系,建立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识别方法,识别活力指数相对较低的问题区域。研究表明:(1)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北方能矿资源富集地区相对较高;(2)贫困地区的活力明显低于非贫困地区,贫困县活力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42%、非贫困县的70.95%,活力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762(P0.01);(3)共识别出综合活力低值区(47个,2.52%)、农业活力低值区(291个,15.58%)、涉农复合低值区(411个,22.00%)、非农涉工低值区(151个,8.08%)、三产引发低值区(57个,3.05%)以及财税金融低值区(251个,13.44%)等六类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涉及1 208个县域单元,占研究区数量的64.29%。鉴于活力指数的区域差异性和类型差异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十分关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特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探索符合区域特点的县域发展模式和乡村振兴路径。     

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空间集聚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京津冀150个县市单元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多指标评价体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耦合协调分析的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集聚模式加以分析,并进一步探索了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提出如下结论:(1)市辖区的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未来发展应当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着重解决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及居住质量问题;(2)县域地区土地开发潜力巨大,但开发动力不足,应当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各县域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培育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产业,主动承接京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与土地建设;(3)促进京津冀内部的交通一体化和公共基础服务均等化,促进京津冀资源要素的自由流转和市场一体化,减少京津对河北以及市辖区对县域的虹吸效应。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及其类型

从经济发展、城镇化、经济效益、居民生活、外向度和区域联系等6个方面,构建了地级单元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测算了2012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发展协调度,并依据综合发展、协调度指数,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研究表明:综合发展及其6个子系统指数、协调度指数、发展类型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综合发展和协调度指数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形成若干高值集聚区;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的胡焕庸人口分布线沿线及其西北侧,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弱、阶梯状减弱的空间格局;较高水平初级协调型以上的城市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等发展水平以下的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型、濒临失调型、轻度失调型和中度失调型。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利用耦合机理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城市群人口集聚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瓶颈,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198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以及人口经济统计资料,刻画了京津冀城镇化水平与建设用地、耕地及生态用地之间的关系,定量化分析了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对用地需求的变化。研究发现:①指数曲线和多项式曲线能较好揭示建设用地、耕地和生态用地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关系。②1980年以来京津冀城镇化率从31.85%增加到62.72%。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需增加建设用地169 km2,消耗耕地299.5 km2,生态用地62.79 km2。③受到自然资源本底、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北京、天津和河北各个城市城镇化进程和用地需求差异显著。     

京津冀区域人口与经济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经济格局的演变关系,以期为京津冀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采用人口、经济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及一致性系数等分析方法,探讨了1990—2020年间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内部流动及时空演变配置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在0.44-1.03之间,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均呈现出比较显著的不均衡状态,同时人口与经济分布演变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2)研究区整体人口地理集中度逐年下降,而经济地理集中度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市区,而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偏远县域,表现出典型的“核心-外围”分布特征。(3)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的区域范围基本保持稳定,而人口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的区县数量大幅度增加。重要城市的区县人口及经济集中度增强,偏远地区的区县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趋势明显。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政策的主导下,应该优化人口分布、经济结构及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协调配置关系。     

京津冀地区空间结构的基本类型与划分方法

以京津冀地区为案例,采用人口密度和交通可达性两个指标,基于10 km格网数据将京津冀地区的空间结构划分为内层中心空间、外层中心空间、人口稠密的过渡空间、人口稀薄的过渡空间、人口增长的边缘空间、人口稀薄的边缘空间六种类型,结果表明:1中心空间以占9.87%的土地面积集聚了31.39%的人口,边缘空间以占75.42%的土地面积集聚了47.95%的人口,中心空间的人口密度是边缘空间的4.97倍。2中心空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的市辖区以及保定和廊坊的部分市辖区内。边缘空间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这些地区以山区和粮食主产区为主。该格局反映了这一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相耦合的基本特点。3比照主体功能区划方案,中心空间和过渡空间与开发类地区的拟合度达61.6%,边缘空间与保护类地区的拟合度达72.1%,两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我国农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我国农区人多地少、产业发展滞后,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入探讨农区城镇化格局与发展要因对于推进农区城镇化进程十分必要。以河南省为例,综合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2000—2010年该省城镇化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10年间,河南省县域城镇化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且表现出"高慢低快"(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增长缓慢,城镇化率低的地区增长迅速)的趋势,县域间城镇化率差距不断减小;河南县域城镇化水平整体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而独立区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别是低水平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缺乏高水平城镇化集中区;人口密度、人均GDP、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等已经成为当前推动河南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甘肃省城镇化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时空差异。研究方法:城镇化不平衡指数和城镇化发展匹配性理论。研究结果:(1)甘肃省14个市州城镇化发展区域不平衡,其中相对于建设用地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最高,而且各指标在各地区间都表现出了较强的不平衡性。(2)甘肃省2004～2008年间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GDP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均衡,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上看,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匹配程度也较高,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其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匹配性程度也较低,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高,但城镇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较低。     

我国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

中部地区成为国家近年来关注的热点地区。中部地区人口众多,城镇化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文章基于GIS和数据分析,总结了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基本特征,包括人口城镇化速度快但水平低;各区县人口规模相差很大,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城镇化的区域差异明显;都市经济区和人口—产业集聚带初步形成;各省的离心化倾向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核心—边缘结构等。中部地区的城镇人口空间分布的集聚态势明显,城镇化区域差异将进一步扩大,最后针对中部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的优化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基于熵值法的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研究

在人口、经济、社会生活等城镇化的三大要素层面上,构建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的得分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将全省11个地级市划分为四类地区：城镇化高水平地区、城镇化较高水平地区、城镇化中等水平地区、城镇化低水平地区。     

基于pls-sem模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转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各项基本功能逐渐完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发掘一条创新、高效、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等权重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pls-sem模型分析各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度,实证结论表明:(1)2005—2017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小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5.82%,12年间经济因素一直处于最高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处于最低发展水平;(2)经济因素(0.637)和基础设施(0.363)因子载荷最大,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3)从路径系数看,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力依次为环境、经济、社会、资源、人口,人口通过影响社会和环境间接影响经济,最终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从人口、经济、社会、城乡统筹、人居环境五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加权变异系数对河南省2002—2012年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与差异演变过程分析,同时分析了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差异总体缩小的基础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2)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两点一带三片"空间格局,以郑州-济源为极点向周围递减;(3)高值市域辐射带动作用弱,核心城市郑州首位作用不突出,中心功能不明显。针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策略。     

内蒙古城市化水平地域差异分析

文章从城市化的丰富内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指标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和聚类分析法等,对内蒙古城市化水平地域差异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内蒙古城市化水平地域差异显著,整体上呈偏中西部高、东部低的宏观分布格局和"呼包鄂"金三角区综合城市化水平凸起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人口、地域、基础设施等的发展、集聚、优化角度,将内蒙古综合城市化水平梯度划分为五个区,即相对高度综合城市化区(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经济-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区(乌海市)、综合水平较高新城市化区(鄂尔多斯市)、人口-产业结构城市化区(阿拉善盟)和低城市化区(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