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驱动因素——以江苏省涟水县为例

厘清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村庄环境系统驱动机制,对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乡村聚落重构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乡村居住场势为理论基础,构建村庄居住场势空间结构模型,以江苏省涟水县全部行政村入户调查数据为支撑,运用空间自相关、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刻画农户城镇购房的空间格局,精准分析驱动农户城镇购房的主导居住场势,揭示农户城镇购房村际差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近50%农户在城镇中购房,且村际差异明显,城镇购房目的地以镇区和县区为主。农户城镇购房整体呈现热点相对分散、冷点在“县城—重点中心镇”双核周边集聚的空间格局。(2)从全局尺度分析,区位场势、生活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是农户城镇购房的关键要素;从局部尺度分析,区位场势对农户城镇购房影响最大,生产场势、生活场势影响较大,政策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次之,生态场势、经济水平场势最弱。(3)政策场势中评选类政策和规划引导类政策呈现完全相反的驱动方向,对政策场势高敏感度村庄主要集中在县域东南部和中部。区位场势中的至市区便捷度驱动力显著高于至县城便捷度,且村际驱动异质性明显。生产场势中工业的驱动力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     

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与乡村社区共生模式研究——以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通过对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建设问题的分析,认为保护地与乡村社区二者关系的研究是保护地建设的关键。根据对保护地与乡村社区关系的回顾,认为从空间营造的角度探讨保护地与乡村社区共生模式是解决青藏高原保护地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保护区与乡村社区共生关系的形成、演变机制,提出保护区与乡村社区共生界面——小流域是问题研究的重点。分析共生界面的特征,提出3种尺度的营造策略——小流域景观规划、乡村聚落重构与绿色建筑营造。流域尺度强调上游河源区的生态保护,中游河谷的生态保育和下游河口区的生态修复;聚落尺度提出将社区作为景观资源与旅游设施的重构策略;院落尺度利用绿色建筑技术营造新型民居,实现重构聚落的核心内容和小流域景观规划的重点环节,回应保护区资源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促进保护区与社区共生模式的形成。     

旅游型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以雪峰山崇木凼村为例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2)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3)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广西乡村聚落空间分异与类型划分

把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类型特征,可为聚落空间宏观优化布局提供方向和指导。文章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与技术方法,定量分析了广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划分了乡村聚落的类型。结果表明：(1)广西乡村聚落规模普遍偏小,其空间分布呈中南部“热”东北部“冷”的格局;(2)乡村聚落的密度分布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态势;(3)聚落规模和密度分布具有低海拔、缓坡、水热条件适宜的空间指向性,并伴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等级社会经济要素下聚落规模与密度差异显著;(4)乡村聚落总体呈现东南半壁形状复杂、破碎化程度高,西北半壁形状相对规整、破碎化程度低的特点,桂东、桂北样带复杂多样,桂中样带相对简单;(5)基于指标体系构建,将广西乡村聚落划分为6个一级区、17个二级区,并归纳了各类型区的地域特征,以期为区域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乡村聚落景观节约型设计策略探索

面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的现 象，以及日渐凋敝的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在对其特性与设计现 状分析的基础上，从弹性缓冲、适宜契合、柔性配置３个导向 入手，建议从层级整合的空间结构、节制适度的营造方式及 过程培育的绿植范式3个方面来实现乡村聚落景观的节约型设 计，最终实现生产生活的共生重构，以期推动乡村聚落景观设 计实践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     

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识别与分区

传统村落是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开发的基本单元,区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的识别对乡村规划和旅游开发至关重要。为了准确识别区域传统村落景观特征,在景观基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的概念,以湖南省91个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选取4类11个代表传统村落景观特征指标构建了指标体系,通过计算村落景观之间的相似度,采用聚类方法,发现湖南省存在7个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并通过拓展景观基因识别方法,识别出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最后,利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划分出7个分区,并构建了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图谱。研究表明,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存在不同的景观基因,依据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差异,结合流域分布、行政区划等数据,划分出宗亲文化村落景观区、湘楚文化村落景观区、苗土文化村落景观区、梅山文化村落景观区、宗亲商贸文化村落景观区、侗族文化景观区和多民族融合文化景观区等7个景观区。     

乡村聚落变化及发展型式展望

中国快速城镇化引起乡村聚落的巨大变化。中国过去乡村聚落的变化轨迹以及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后乡村聚落的格局为中国乡村聚落未来发展提供参照,但现代化过程中乡村资源经济利用的人口承载力奠定了乡村聚落发展大势的基础。在国内外聚落比较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乡村聚落形成条件及变化,提出城镇化发展中聚落发展的四种主要型式:规模粮作村,专业化农业村,旅游专业村和居住型村落。此外,还会有不同形式的混合村落。     

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以七里河区为例

乡村聚落是农户的居住场所,对其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实践意义。基于2002年的Landsat 7 ETM和2012年的SPOT 5遥感影像,采用实地访谈法,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七里河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过程、机理及空间格局优化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10年来,全区乡村聚落发展较快,斑块数目增多,平均斑块面积减小,但不同地域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集镇中心及三条沟谷地带分布逐渐密集,空间上总体呈现"融合—迁移"之演变趋势。2乡村聚落向地形平坦、交通和水系沿线布局的趋向明显,地形梯度在3级以下,距离道路和河流1 000m是乡村聚落发展的主要集聚区,同时乡村聚落的演变受农户耕作半径、中心城市的发展影响较大。3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户生计的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等因素是全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力。4结合全区社会经济、人口、自然环境、聚落布局等情况,提出城镇化整理型、集聚发展型和迁移型三种优化空间格局模式。     

气候变化背景下乡村聚落生态韧性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

乡村聚落生态韧性定量评估研究对培育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揭示乡村可持续发展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气候调节性能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表征,论文在传统生态韧性评估框架中加入气候调节评估板块,构建“生态系统基底—生态系统压力—生态廊道功能—生态系统潜力”生态韧性评估框架。以献县乡村聚落为例,探讨献县2009—2020年乡村聚落生态韧性时空演化特征,进一步提出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生态韧性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研究区内乡村聚落生态韧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生态韧性低值区分布于乡村聚落周边地区与主要交通线路沿线地区,空间依赖性显著。（2）2009—2020年,研究区生态韧性水平持续下降,在此过程中生态韧性受损最严重的片区呈现出产业结构变化频繁、土地利用演化加速、交通线路密集复杂与生态斑块分散破碎的特征。（3）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应从供需两侧统筹生态空间与开发空间,并依据生态植被的年龄、规模与类别多元化设定保护措施。     

儒家思想视角下传统宗族聚落空间营造及其现代启示——以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村为例

文章以儒家思想为主线,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村为落脚点,从聚落生产、生活空间和宗族文化出发,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布局,梳理建筑、景观、细部构造有机融合的聚落空间秩序,得到如下启示：(1)生态主义规划是美丽乡村风貌的基石,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前提和保障。(2)以儒家思想为设计理念的建筑和景观空间秩序有助于有限建筑空间的合理划分,有助于不同空间功能的有机组合,有助于聚落资源分配。(3)细部构造是建筑环境中的精髓,体现匠人精神,具有故事性、教育性,是空间使用者和空间的纽带。(4)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所派生的空间规划思想,在继承中发展优秀的空间设计与规划理念,营造展现传统文化、具有思想内涵的以人为本的聚落空间。     

基于村镇空间“物—场”模型的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研究

科学确定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类型,利于指导乡村聚落布局优化及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以物—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乡村聚落发展的乡镇影响力指数、聚落自身活跃度及周围设施影响的空间场;借鉴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对乡村聚落的发展影响程度进行定量评价与分析;按乡村聚落的不同影响力大小,界定乡村聚落的不同演化方向,并针对其演化方向将乡村聚落优化类型划分为社区化发展型、综合发展潜力型、优势发展保持型、聚落迁并扶持型四大类。结果表明,盐池县社区化发展类型的乡村聚落共27个,面积11.58 km~2,占盐池县乡村聚落总面积的34.06%,主要沿中心城镇呈团块状分布;综合发展潜力型的乡村聚落共27个,面积9.45 km~2,占比27.79%,主要分布于城镇发展拓展边界的外围及设施条件较优越的地带;优势发展保持型的乡村聚落有33个,面积9.28 km~2,占比27.29%;聚落迁并扶持型的乡村聚落共15个,面积3.69 km~2,占比为10.85%,并针对4种优化类型,提出了较为可行的优化方案。研究结果可为乡村聚落的布局优化及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提供参考。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基于县域尺度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湖南省为例

以湖南省85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县域尺度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和全局空间自相关研究非农生产、农业生产、生态保障和居住生活等四个功效的空间格局特征;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定量分析功能间交互作用,识别乡村地域优势功能类型,并提出发展建议。结果表明:(1)从省域视角出发,乡村地区的功能空间布局呈现显著的差别以及空间集聚特征;(2)从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关系和功能间的交互作用,识别出各功能之间的交互作用类型(冲突、兼容、协调);(3)根据乡村区域功能与实际功能作用的相关性,将湖南省85个县(市、区)划分为9种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域功能,并据此提出不同类型地域空间的发展建议,以期为推动乡村转型和城乡融合提供参考;(4)乡村区域功能类型与乡村空间聚落布局形态相互影响,因此不同乡村地域功能应与村落布局和形态相协调,以此实现乡村空间的优化和促进地域功能的最大化利用。     

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解析及优化策略

从市域与镇域两个尺度上,借助分形维数对1986—2016年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进行剖析;基于空间差异特征,提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聚集维数逐年增大,但空间关联维数呈现减少趋势;乡村聚落用地空间关联度逐渐提升,空间结构呈多中心聚集态分布且不断优化。在镇域尺度上,基于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分形特征的差异解析,将研究区乡村聚落用地划分为优势发展区、空间结构优化区、交通网络优化区、空间结构与交通网络优化区以及限制发展区,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研究认为,在未来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厦门市应充分考虑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及分区特征,确保乡村聚落空间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的优化及生活环境质量的提升,为编制乡村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山地—丘陵过渡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所,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以地跨陇东黄土丘陵区与西秦岭山地的天水市麦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分析了麦积区乡村聚落的景观指数、规模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麦积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相差悬殊,中小型聚落占主体;②分布呈现"北密南疏"格局,聚落分布的河流与道路指向性十分明显;③海拔和坡度对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海拔1 000—1500m和坡度5°—15°的范围是聚落的密集分布区,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呈显著的正态分布;④乡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发展及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半干旱贫困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易地扶贫搬迁重构效应——以吉林省通榆县为例

为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国家战略需求,探究前人关注较少的脆弱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殊规律和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的适应性,文章通过地名分析、聚落斑块分析和实地访谈调查,对半干旱贫困地区通榆县的乡村聚落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通榆县乡村聚落于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后兴起,民国和改革开放前聚落数量快速增长;近30年乡村聚落规模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更新极其缓慢,之后国家政策和政府外力干预成为其空间优化的主动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重构了部分乡村聚落,产生了多方面的正面效应。但是,该地区仍面临人口继续流失、人口逐渐老龄化、聚落空心化覆盖面广且程度深等困境,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阶段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企业杠杆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工具理性导向的市场经济向乡村的嵌入导致了乡村共同体的解构,引发了共同体与自然的关系失和、乡村共同体价值认知失序及共同体转型与传承的失范等危机,乡村共同体亟待重构。罗尔斯顿的“荒野”生态哲学为乡村共同体的重构提供了契合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背景的自然价值观。以“荒野”生态哲学中倡导的自然价值观作为乡村共同体重构的哲学基础,通过对乡村共同体内在价值的反思性自觉与提升,指导空间规划的“守界”实践,重构包含“荒野”的广域乡村共同体,推进荒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     

中国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对传统村落景观的研究有助于传承文化基因,留住乡愁记忆。文章以1998—2020年CNKI北大核心期刊收录的454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方面的知识图谱分析,从整体上把握我国传统村落景观研究态势。结果显示：(1)我国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经历了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三个阶段,从聚落形态学、景观生态学、社会地理学、历史文化学、旅游经济学等多学科角度对传统村落景观的保护和利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研究。(2)传统村落景观研究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高频发文作者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科研院校,科研机构内部合作强度较大,但机构之间相对独立,不利于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可持续发展。(3)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系统性越来越强,探讨了传统村落的空间重构、文化传承、旅游开发、园林规划等热门主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在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下,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创新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与新文化地理学、推进跨学科领域研究与数据方法论创新、探索景观保护修复模式与资源有效利用等方面进行思考与完善。     

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多维空间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机理

伴随城市化和乡村空间消费化转型，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经历了多维度的空间重构。文章聚焦于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空间多维演变过程与机理，从乡村地域系统的认知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乡村的“物质—社会—文化”多维空间系统解释框架，以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瓜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剖析传统村落多维空间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物质、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来综合理解乡村的空间系统，能更为立体和全面地认知乡村空间演化的过程与机理。(2)改革开放以来，瓜岭村的物质空间向旅游服务功能转变，社会空间呈现出开放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文化空间历经了多样化和现代化的过程。(3)瓜岭村的多维空间演变受外部因素诱导和内部多维空间相互作用驱动，社会环境、市场需求与国家政策是主要的外部因素，而内部多维空间系统的相互驱动则以社会关系为核心。     

基于主导土地覆被的传统乡村景观区划 及特征研究——以粤东福佬区域为例

乡村景观是人类活动作用在自然基底上形成的综合 性区域景观体系,在区域尺度上对景观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并做 区划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地域文化下的人地关系。以粤东 福佬民系这一族群所在区域为研究对象,选择主导土地覆被这 一敏感性指针,对区域景观类型特征进行描述与度量,最终依 据区划原则划定沃土之乡、荒埔之乡、山野之乡、丘谷之乡、 海滨之乡五大景观分区。进而在区域和聚落2类空间尺度下, 借助景观指数及图式语言,探明了粤东福佬区域内5类典型乡 村景观特征。在风景园林学科背景下,探索了一套新的乡村景 观区划研究路径,为区域尺度的传统乡村景观特征研究提供了 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