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效应及其空间差异

在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相互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的相互驱动效应及空间差异。研究显示:1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旅游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即某一省份旅游化水平受到其相邻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也受到相邻省份旅游化水平的影响,但旅游化水平对相邻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依赖性更为显著。2全域空间范围内,旅游化与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相互驱动效应,但新型城镇化对旅游化驱动效应大于旅游化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效应。3局域空间范围内,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的相互驱动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其相互驱动发展模式可分为旅游化强驱动型、新型城镇化强驱动型、旅游化较强驱动型、相互较强驱动型、相互较弱驱动型和相互弱驱动型6种类型。     

江苏省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关系分析

江苏省地处长三角重要位置,其城镇化进程与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江苏省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的特征与现状,运用VAR模型、单位根检验、脉冲函数、方差检验分析来研究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出二者在长期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旅游业的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更明显.希望以上研究结论可为江苏省城镇化建设和旅游业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铜陵市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Johansen协整理论、脉冲响应分析、预测方差分解分析等技术分析了1986-2013年铜陵市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显示：铜陵市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对来自城镇化水平的随机扰动具有正的效应,城镇化水平对来自工业化水平的随机扰动也具有正的效应,且这种效应均是开始不断增强,随后逐渐减弱;反之城镇化及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对金融发展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

城镇化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外相关学者所关注的热点。本文利用中国1988-2012年城市化率和旅游收入数据,基于协整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城市化进程和旅游业发展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分析得出城镇化分别与中国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城镇化和国际旅游收入之间在城镇化率达到30%以后也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旅游规模与城镇化之间关系没有达到最优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化对旅游的贡献率急剧减小,而旅游对城市化贡献较大。文章最后根据研究发现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中国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系实证分析

在城镇化金融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环境、经济和社会的新型城镇化指标,将金融发展分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运用1998—2012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数据和中国金融发展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不同金融种类对新型城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表明,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协整关系;政策性金融更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社会水平发展,而商业性金融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水平;两种金融支持对城市环境水平发展推动均不明显;良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可以进一步推动金融水平的整体发展。     

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了吗

利用2005-2014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我国各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指标法测算,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近十年来中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排名前三位的省份依次是上海、北京和天津.(2)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存在滞后推动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为正的促进作用.(3)科技创新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口、社会与经济城镇化存在显著影响,但表现程度各异.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相关性的实证分析——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科技创新是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相关性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的科技创新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迅速;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呈正相关关系,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影响,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平衡关系;科技创新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方面指标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科技创新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旅游业驱动下世界文化遗产依附地城镇化响应机制——以平遥古城为例

选取世界文化遗产地平遥古城为案例地,分析了其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化规律,并从静态和动态角度探索了旅游业驱动下的世界文化遗产依附地城镇化响应机制。结果表明:1旅游业驱动下的世界文化遗产依附地城镇化响应过程存在显著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2平遥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城镇化优先类型占据多数,但在2009年之后旅游业优先发展优势逐渐扩大;3平遥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最终迈入协调上升阶段,达到良好协调水平;4从静态来看,平遥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受到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以及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综合影响,且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771、0.9622、0.9787、0.9961、0.9897;5从动态来看,各个因素在对平遥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程度由强到弱排序为: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旅游业发展水平。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基于省级尺度时空演化分析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2年以来全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差异逐年缩小;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但省份间的联动效应及高值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经济城镇化、生活富裕、乡风文明和社会城镇化是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生活富裕最关键。     

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2003-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熵值法对其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观测期内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发展质量均有大幅提升,并处于稳定的上升通道;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呈现出的驱动效应有所差异;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部系统来看,科技创新对集约化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最大,对可持续发展质量次之,对均等化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最小.文章最后提出各级政府应当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技术的市场应用;因地制宜的制定相应政策,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的驱动潜能.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与城镇化发展及就业吸纳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在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基础上,从产业生成视角深入剖析旅游产业对城镇化及就业吸纳的影响。利用张家界1989—2014年相关数据,结合HP滤波分析法、生产函数模型、偏最小二乘法,研究发现:(1)旅游产业生成是城镇化、就业吸纳的单向格兰杰原因。(2)同一阶段,各变量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不同,同一变量在不同阶段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亦不同。(3)整个生成阶段,张家界旅游产业对城镇化发展呈积极正效应。出现期和生成期,模型拟合度较高,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呈递增态势;成熟期,模型拟合度最差,回归系数最小。(4)整个生成阶段,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对就业吸纳起正向促进作用。出现期、发展期,回归模型比较理想,弹性系数b分别为0.6593、0.4061;生成期、成熟期模型拟合度很差,弹性系数b分别为0.0432、0.2914。     

城镇化建设与旅游业发展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论述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结合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以及旅游片区的建设情况,提出在新型城镇化建 设与乡村旅游结合共同发展的决策选择及建议。     

新型城镇化助推了共同富裕吗?

基于2004—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借助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是新发展阶段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整体呈西北>东北>西南>华南>华中>华北>华东的分布格局。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单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积累门槛条件下,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在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条件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表现出U形作用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不同门槛条件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对处于不同分位点的共同富裕影响存在差异。应着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人力资本流转机制,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新型城镇化对高分位、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新型城镇化可通过缓解一级数字鸿沟及二级数字鸿沟,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门槛效应检验证实,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新型城镇化的单重门槛效应以及数字鸿沟的双重门槛效应。据此,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农村数字新基建布局、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以期为助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型城镇化:机制与检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跃升,并且两者走势趋同。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新型城镇化的人口、生态和社会维度,但不利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期和区域异质性,即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三五”时期和从东部到西部,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约束,并且依托数字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文章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广东省旅游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态势

运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法,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为基本分析单元,利用2000—2011年旅游业依赖度、经济增长等多个指标面板数据,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旅游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广东省和山区旅游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其他三个区域二者关系并不显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二者关系成因,发现对旅游业依赖达到一定程度时,旅游业对制造业产生抑制作用,导致"荷兰病效应",对技术创新投入水平产生挤出效应,增加政府干预,弱化制度质量,其中阻碍制造业发展是最主要的传导途径,但旅游业发展会促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水平的提高。最后,结合得出的结论,提出发展意见。     

城镇化推动碳减排的经济效应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住房与能源消费的增长会增加碳排放。基于我国1978~2012年数据构建的误差修正模型证明,虽然短期内城镇化发展会增加碳排放,但从长期效应看却有助于碳减排。因此,应将减排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过程,推动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引导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既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打造旅游城镇的必然要求。采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3个区域对我国旅游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持续的区域经济增长对所有区域的城镇化均有正向影响,工业与旅游业发展对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影响存在差异。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如果能协调发展则会加快城镇化,反之,则会迟滞城镇化。旅游直接投资额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能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明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对所有地区的城镇化有显著影响,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仅对西部地区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逐年上升,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有所波动,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市域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滞后型,研究时段后期,个别城市转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从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