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联系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基于城际客运交通流的分析

利用城际客运交通流,从城市和功能区两个尺度对珠三角城市之间功能联系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联系强度上呈现出中心与外围、东岸与西岸、三大次区域不均衡的空间分异特征,联系方向上呈现出总体指向广州和深圳、局部非连续化的空间组织特征,联系节点上呈现出梯度层级和多中心功能布局并存的空间结构特征.当前珠三角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区域一体化政策趋势加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兴建的阶段,这些因素会对区域内资源要素流的性质类型、空间配置和流动廊道产生深刻影响.     

论中国大陆大都市区行政组织与管理模式创新—兼论珠江三角洲的政区改革

都市区在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经济转型时期,即“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中国大陆现行的都市区空间组织与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都市区的发展。本文在对中国大陆都市区管理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出了未来都市区空间组织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重点讨论了珠江三角洲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问题。     

呼包银榆资源型经济区城市化与空间规划策略

呼（和浩特）包（头）银（川）榆（林）经济区是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型经济特征明显的重点发展经济区。以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经济区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化和空间布局特征与问题,指出经济区面临的发展困境是资源型工业化、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脆弱之间的严重冲突。提出以动力多元化、集中式城市化、城镇与产业协同、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调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以及“适度开化、集聚布局、保护生态”的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基本策略。以强化空间功能区规划的空间政策管理、加强城市一工矿区空间集约利用规划机制,优化城市化空间组织,作为空间布局规划的战略思路和途径。     

体制改革、空间组织转换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一个具有时间指向和空间特征的非线性复杂过程.现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可概括为结构-增长分析和制度-增长分析两类模式,但都忽略了空间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从而难以全面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其特有的空间组织基础,现有的行政区空间组织基础是中国二十多年来体制改革的逻辑结果,已经难再满足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的需要.这就要求空间组织模式从行政区经济转换到区域经济,这一转换既为缓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和重要切入点,但也对深入推进制度变革尤其是构建区域综合治理结构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组织基础及其转换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从行政区经济到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转换.这一转换通过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整合作用,使区域经济的增长潜力在原有行政区经济的基础上得到充分释放,为行政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更大的空间,使其获得增长的乘数效应;使各种要素的优化配置有了更大空间尺度平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地区、产业、部门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具有了一个有效的中观经济层面;使宏观经济调控与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地区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调整相结合,能够成为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性机会和重要的切入点.     

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地方政府职能重塑

我国传统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或东中西等空间区为地域单元来组织运行，地方政府对各行政区的同质化管理造成区域间利益矛盾突出。基于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通过四大主体功能区划促进区域协调，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文章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新环境出发，在分析地方政府非理性化行为的基础上，探讨地方政府应如何定位，如何有效管理区域，促进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中国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城市网络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尤其是资金流动明显加速。跨越空间的投资活动成为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在形塑城市之间的关系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深入分析风险投资的空间行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新兴产业的运行规律,进而理解城市和区域在网络时代中的空间组织机制和特征。文章基于中国风险投资事件的数据库,探究了其城市分布特征,并用网络中心度、凝集子群等方法分析了风险投资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发现,中国风险投资产业的供需两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形成了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的投资城市网络。其中,全球化、市场化、空间邻近效应以及政府引导是形塑这一新兴网络的主要力量。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关系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和实施,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种创新,对我国区域发展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限制与发展、政府与市场、主体功能区与行政区、各类主体功能区之间、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其他各类空间规划、主体功能与其他功能之间的关系。     

浙江三大城镇群空间组织与结构演变

城市(镇)群为大尺度空间组织形态,是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产物,现已成为我国"新常态"情景下城镇体系动态演进的主要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战场。以浙江三大城镇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点—线—面"逻辑脉络,综合运用实力模型、可达性模型、引力模型和隶属度模型,揭示1996—2014年其空间组织与结构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城市综合实力和可达性全局提升明显,两者地理过程、格局趋向一致性,即围绕"四大都市区"极化与扩散并存中协调耦合演进,时空收敛成效显著;城镇间联系强度由弱关系向强关系逐步转变,且扁平化复杂网络结构显现;四大中心城市腹地范围扩张与收缩轮替中呈现行政区组织稳态结构,"四分"均衡格局特征显著;浙江城镇群空间结构动态演变反映出要素资源空间配置不断优化的结果。     

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效应及影响因素

采用多部门经济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以及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从区位、规模和类型等维度分析2001—2015年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特征、效应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与共性规律。研究发现: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整体上呈加快趋势,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程度趋于改善;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对经济增长贡献呈减弱之势,同时工业转型与环境污染、空间扩展的关联度也呈下降趋势;不同区位、不同规模和不同资源类型的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速度、合理化、高级化及转型效应均具有显著个性演化特征;经济发展阶段、政府调控能力和技术进步三因素对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基础设施建设则为抑制作用。     

转轨时期中国城市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基于劳动空间分工及其协调机制的研究

本文基于劳动空间分工及其协调机制的视角,在强调城市区域的空间组织特征主要表现为多尺度劳动空间分工叠加的基础上,认为转轨时期中国城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劳动空间分工不足紧密相关,而深层原因在于市场、组织和政府三种社会协调机制的缺陷.文章最后指出了优化中国城市区域治理,推进其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省级主体功能区财税政策探讨

同质政府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异质行政区进行同质的经济管理是过分依赖于投资、出口,是对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重视不够的旧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成因。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同质政府对异质行政区进行异质管理,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区域利益调整,主体功能区财税政策则是实现这种利益调整,保障主体功能区布局形成的重要工具。     

“单位制”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研究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石,单位制度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体制转轨和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而"单位制"城市空间生产方式构成了我国当前城市空间转型的基底,有别于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规则。对"单位制"城市空间生产的研究,既是对既有城市发展路径的反思,又是对城市未来发展模式的探索,是我国城市空间转型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从政治经济空间组织、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公有制的土地制度和重工业导向的城市经济发展路径等方面概括了"单位制"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基础,揭示出"单位制"城市空间生产方式在组织单元、政治经济功能、生产主体和功能单元、生产内容和职能、空间生产的价值倾向以及相应的空间分化形态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同时指出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单位制"空间生产方式的效率相对低下、城市企业主义治理下空间商品化属性凸显、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悖离而导致空间冲突锐化、"空间公平"的追求的愈加重要等问题,并进而指出城市空间生产方式由封闭式的"单位制"向开放式的"社区制"转型的趋向。     

跨行政区域的旅游整合开发与管理的观念创新

本文通过分析行政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的表现,探讨了行政区旅游开发与管理的利弊作用与发展趋势,提出跨行政区域的旅游整合开发与管理的观念创新:从行政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转向经济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要从旅游产业区的发展理念转向旅游产业链的发展理念;要从旅游企业联盟走向区域联盟;要从只重视旅游产业一体化转向旅游产业一体化与制度一体化的协同推进。     

浙江空间经济新格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空间上出现了融合发展的新趋向,城市经济已超越县域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空间集聚发展的新形态。市场化推动了市场规模扩大和分工深化,工业化促进了人口、企业和产业向城市的集聚,开放型经济逐步把浙江企业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产业集聚、市场扩展和开放型经济成长都要求浙江构建新的以都市圈为核心的经济空间组织模式;因此,要通过发展以都市圈为主要载体的城市经济,推动浙江经济空间结构的转型升级。     

跨行政区游憩空间柔性一体化研究 ——以高莱茵河沿岸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不同行政区之间的联动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联动关系在城市各功能空间的设计上有所体现，更渗透到了与市民息息相关的游憩空间建构之中。受制于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跨行政区的游憩空间一体化实施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系列柔性措施。以欧洲高莱茵河沿岸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高莱茵河沿岸地区游憩空间的发展与现状，总结其游憩空间体系的构建特点，为中国跨城市河流沿岸的游憩空间柔性一体化建构提供策略与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进趋势与优化治理

构建科学合理、高效协同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也是衡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展的重要表征。结合湾区内经济、人口、企业和城市联系分布特征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任务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将依托大交通大联通形成纵横联动发展大格局、依托要素流动形成圈层嵌套三大发展带、依托三大极点扩容提质形成三大都市圈、依托战略平台建设塑造新空间增长极。顺应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进趋势，聚焦建设创新活力发展空间、协调融合发展空间、绿色低碳发展空间、开放包容发展空间和共享共治优质空间的目标，应着力建立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的空间发展观，弱化GDP导向强化空间综合价值，弱化行政边界强化功能区引领，弱化分割竞争强化分工合作，弱化空间距离强化响应速度，弱化制度差异强化规则对接。     

试论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

大力推进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一要从建设工业生产中心转向建设现代人宜居中心；二要从建设经济繁荣型城市转向建设复合生态型城市；三要从单一资源型经济结构转向多元型经济结构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四要从城市形象建设的模仿型，转向个性型、特色型；五要从政府包揽包办城市建设投资转向多元投融资体系。     

龙头企业驱动视角下创新空间发展的机制、效应与策略研究

创新系统动力学强调企业对创新空间的驱动作用，但国内较少文献对企业如何驱动创新空间发展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由此，以杭州滨江高新区为例，基于龙头企业驱动视角，构建创新空间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创新空间发展的机制与效应，并提出应对策略。结果显示，首先，龙头企业驱动创新空间发展的理论机制包括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吸引创新要素集聚、构建创新生态网络和反推政府管理创新；其次，随着龙头企业不断入驻，原创新空间的物质空间效应和社会空间效应将产生巨大重构；最后，从强化龙头企业引领作用、细化物质空间组织和优化社会空间结构三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城乡一体化中的空间属性及发展治理 ——以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为例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空间转向"冲破传统意义上简单的物质空间和形而上的抽象空间框架,迅疾闯入社会理论的领域.从最先对城市做出反思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激进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被赋值的城市空间不断演绎出活力,成为折射城市问题的棱镜.作为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先导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在迈出"新苏南模式"的步伐后,追寻"产城融合,区域一体"的理念,以"一张图、三集中、三合作、三置换、三保障"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空间规划和区域功能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