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以七里河区为例

乡村聚落是农户的居住场所,对其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实践意义。基于2002年的Landsat 7 ETM和2012年的SPOT 5遥感影像,采用实地访谈法,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七里河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过程、机理及空间格局优化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10年来,全区乡村聚落发展较快,斑块数目增多,平均斑块面积减小,但不同地域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集镇中心及三条沟谷地带分布逐渐密集,空间上总体呈现"融合—迁移"之演变趋势。2乡村聚落向地形平坦、交通和水系沿线布局的趋向明显,地形梯度在3级以下,距离道路和河流1 000m是乡村聚落发展的主要集聚区,同时乡村聚落的演变受农户耕作半径、中心城市的发展影响较大。3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户生计的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等因素是全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力。4结合全区社会经济、人口、自然环境、聚落布局等情况,提出城镇化整理型、集聚发展型和迁移型三种优化空间格局模式。     

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与格局优化——以湖北公安县为例

以湖北公安县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计量方法,借助Arc GIS10.0和Geoda095i的空间分析功能,重点分析了公安县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与格局优化。结果表明:公安县用地规模较小的聚落分布密度高,用地规模较大的聚落分布密度低,全局与局部Moran指数分析进一步发现了小规模聚落局部集聚明显,大规模聚落集聚不明显。水文、地形、交通等基础地理要素仍是影响平原水乡乡村聚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口迁徙、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城乡管理政策等影响因素正深刻冲击聚落格局。研究认为新时期聚落格局的优化需要解决聚落体系结构与布局不适应发展要求以及中心聚落、散居聚落建设不合理的问题,并基于集聚人口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视角提出了集镇社区、中心村和散居村庄的科学布局策略。     

中国特色种植村镇的空间分布及其成因——以国家级示范性专业村镇为例

特色种植是特色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及规模直接影响着特色农业的区域化布局。文章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8批2 164个特色种植村镇为研究对象,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从不同尺度就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究发现:(1)省级特色种植村镇数量在东北—西南方向呈"多—少"相间的条带状分布格局;(2)特色种植村镇倾向集聚于低海拔、近河流、近地级市的区域;(3)特色种植村镇的空间分布同人口分布相似,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密西北疏,且空间相关性较强。选取OLS、SLM与SEM模型,甄别和量化不同尺度的环境因素对特色种植专业村镇空间集聚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地区的特色种植村镇集聚度不仅受到本区域各因子的作用,也受到邻近区域各因子的作用,且相邻地区各因子对集聚度的影响具有一致性;(2)海拔低、坡度缓、人均GDP低、人均土地资源多、人力资源丰富、城镇化率高、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有利于特色种植村镇集聚。此外,水资源已不是特色种植村镇集聚的决定性因素。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差异研究

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已成为影响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民生问题,探明优质医疗资源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对制定合理的医疗卫生政策、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至关重要。文章从省级、城市群和地级市尺度出发,采用GDI、ESDA等方法分析了2006—2017年中国优质医疗资源的时空差异,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了影响不同尺度优质医疗资源分布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2006—2017年中国优质医疗资源水平趋于提升、区域差异缩小,且尺度越小,优质医疗资源的差异越大。其中,差异程度随城市群等级的降低而增大,但随城市规模的缩小而减小。②不同尺度上优质医疗资源的空间集聚程度不同,且尺度越大,集聚程度越高。其中,省级、地级市尺度优质医疗资源较高水平区多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城市群尺度主要集中在国家级城市群及哈长、中原等区域性城市群。③不同尺度上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分布的关键因子及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差异,且尺度越小,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分布的因子越复杂。     

山地—丘陵过渡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所,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以地跨陇东黄土丘陵区与西秦岭山地的天水市麦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分析了麦积区乡村聚落的景观指数、规模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麦积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相差悬殊,中小型聚落占主体;②分布呈现"北密南疏"格局,聚落分布的河流与道路指向性十分明显;③海拔和坡度对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海拔1 000—1500m和坡度5°—15°的范围是聚落的密集分布区,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呈显著的正态分布;④乡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发展及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成因分析

传统村落是时代的产物,其空间分布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运用GIS空间分析法与分形理论对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2)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分形结构,且分形结构大致沿着流域内部河流等线状要素展开;(3)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是地形地貌、水系、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地域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亲水性"以及上中下游、干支流的差异性等空间特征,彰显出流域这一特殊地理单元的个性。     

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研究对象,以DEM和1998、2008年秦安县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1998—2008年秦安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秦安县人口和聚落密度较高,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分散,空间扩展特征显著;②秦安县不同高程与坡度上分布的聚落斑块,其数量与面积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均呈正态分布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③聚落沿道路与河流集聚分布的趋向十分明显,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聚落斑块数量迅速减少;④地形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秦安县乡村聚落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交通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汾河流域城镇群城市规模结构及演变研究

汾河流域是山西省范围内重要的城镇集聚区,也是实现山西省"一核一圈三群"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区域。文章选取建国以来汾河流域城镇群演变为研究对象,采用城市首位度、城市规模分布的基尼系数和分形等方法对汾河流域城镇群的规模分布现状和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汾河流域城镇群等级规模结构呈位序—规模分布;区域缺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城镇规模等级不完整;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匀,区域差异显著。建国以来,汾河流域城镇群规模分布发生明显变化,城市数量与规模快速扩张;城市首位度不断下降,城市规模结构由首位分布向位序—规模分布转变;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数不断减小,城市规模差异逐步增大,区域大中城市逐步发育,规模分布日趋集中。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意见。     

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空间集聚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京津冀150个县市单元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多指标评价体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耦合协调分析的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集聚模式加以分析,并进一步探索了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提出如下结论:(1)市辖区的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未来发展应当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着重解决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及居住质量问题;(2)县域地区土地开发潜力巨大,但开发动力不足,应当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各县域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培育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产业,主动承接京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与土地建设;(3)促进京津冀内部的交通一体化和公共基础服务均等化,促进京津冀资源要素的自由流转和市场一体化,减少京津对河北以及市辖区对县域的虹吸效应。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北大核心

针对镇域新型城镇化研究缺失的现状,以广东省中心镇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镇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2006年、2009年、2012年中心镇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且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但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分异特征。总体来说,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较高且呈空间集聚态势,粤东次之,粤西粤北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最低且有小规模低质量集聚区。(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交通区位等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政府的推力及本地政府的拉力等对其时空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汾河流域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汾河流域的小城镇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来探究汾河流域小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小城镇在宏观空间上整体呈现集聚型分布特征,集中分布在中下游地区,在空间上形成晋中盆地南部和临汾-运城盆地两个核心集聚区;汾河流域小城镇规模分布在空间上存在上中下游的差异性特征,中游地区小城镇数量最多,下游地区的小城镇密度最大。汾河流域小城镇空间分布区位特征明显,从自然因素看,汾河流域小城镇分布具有低海拔、低坡度指向和"亲水性"特征;从人文因素看,汾河流域的小城镇与公路的交通可达性,与各级城市可接近性,与景区、工业园区的融合性都较好。     

山区民族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及尺度关联研究

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是量化韧性水平、识别内部差异、揭示潜在风险,促进韧性乡村培育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韧性概念内涵的辨析,构建了“吸收—适应—转型”的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恩施州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与地理探测器,对社区及农户尺度下乡村聚落韧性水平与风险因子进行定量化测度与识别,并从整体态势、指数分布、等级对应及风险因子四个方面,对其尺度关联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社区尺度,恩施州乡村聚落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度越高的社区,其韧性水平越高。(2)农户尺度,中等韧性水平农户占比最高（43%）,兼营生计型韧性水平最高,务工/务农型生计韧性最低。(3)不同风险因子对乡村聚落韧性的作用强度各不相同,尺度间共性因子与差异因子并存,韧性风险障碍随尺度细化逐层聚焦。(4)韧性整体态势在多尺度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一致性,指数数值分布随尺度细化逐渐转向集中,尺度间韧性指数等级对应关系明显,且随着社区旅游发展成熟度的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也显著提升。     

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布局优化——以彭水县保家镇为例

文章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与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彭水县保家镇为例,对西南山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具有布局零散,集聚度低、规模等级不明显、聚落密度地域差异大的特点,这种分布受坡度、海拔、交通、经济、耕地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低坡度、低海拔的区位取向、交通区位取向、经济区位取向,以及耕地分布的空间趋同性特点。最后提出山区农村居民点规划应坚持"集中为主,分散为辅,散中有聚"优化布局原则,同时针对保家镇农村居民点的布局给出了具体的优化方案。     

平原和山区县域聚落空间演变对比分析——以河南省延津县和宝丰县为例

以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平原县(延津县)和山区县(宝丰县)为例,基于1972、1990、2013年聚落斑块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统计分析等方法对两县聚落空间演变进行对比分析表明:1两县聚落均呈集聚分布,平原县聚落逐渐趋向随机分布,而山区县集聚趋势逐渐增强。2景观指数显示两县聚落斑块面积占比变动相似,而平均斑块面积平原县明显大于山区县,且增长程度较大;平原县聚落斑块数量、密度均持续减小,而山区县持续变大;平原县最大斑块指数增加明显,而山区县有所下降;聚落邻近程度均在增强,但山区县表现更突出;1990年代前聚落扩展明显快于1990年代后,这一差异在山区县更为明显。3平原县中间位序聚落较多,聚落规模分布趋于集中,各等级规模聚落扩展差异较小;而山区县聚落规模分布趋于分散,中等规模聚落相对较少。4两县聚落扩展均快于人口增长,但1990年代后山区县两者趋于一致;经济发展不能很好地解释两县聚落扩展的差异;地形直接造成两县聚落分布模式和景观指数的不同;交通对平原县聚落的影响较山区更为显著;乡镇点对山区县聚落的影响更为复杂,其辐射带动作用均有待进一步加强。     

内蒙古正蓝旗聚落发展演变(1933—1983)

以锡林郭勒盟南部的正蓝旗为例,采用历史文献资料及《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锡林郭勒盟分册》中聚落相关数据,建立了研究区聚落名称、建村时间、人口规模、地理位置等主要聚落指标为基础数据源,结合GIS的空间分析方法,解读从聚落形成伊始到1983年期间研究区聚落的形成、分布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从时间变化上看,研究区聚落以宋朝的黑城子为主要起点进行发展演变。从不同时期的聚落数量变化趋势图上看,可把聚落增长变化趋势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1955年前缓慢增长、1955—1965年高速增长及1965—1983年为负增长阶段,其中1955—1965年建村速度最快,新增加166个聚落。(2)从空间分布上看,研究区聚落在各个时期密度最大的区域均位于胡鲁斯台乡、哈毕日嘎乡和阿日呼布乡的东部,也是正蓝旗的西南部,依次不断向外围扩展,表明正蓝旗聚落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传承性。(3)从正蓝旗聚落规模等级结构的变动情况上看,牧区聚落多为牧村,规模较小,且聚落布局较为发散。由牧村的规模结构而言,研究区聚落规模可划分为四个等级。经分析表明,研究区聚落体系的规模等级结构符合城市位序—规模法则。     

浅谈小城镇全域规划的经验借鉴

一、城乡一体化（统筹）规划l正确认识城乡关系。人类按照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形成的集聚定居地点称为居民点,又称聚落。按不同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及不同空间形态,聚落可分为两大类,即城镇和乡村。城与乡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特征,城镇的优势在于区位、交通、工业、商业、服务等方面;乡村的优势在于环境、生态、农业、旅游、休闲等方面。     

快速城镇化下欠发达平原农区的聚落规模变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影响着区域城乡聚落规模的变化和空间分布状况。基于1972—2015年豫东平原地区的聚落斑块数据,运用城市/乡村位序—规模法则、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欠发达平原农区聚落斑块规模变化特征。结果发现:(1)研究时段内豫东平原聚落呈现出斑块总面积、平均斑块面积逐渐增加,斑块数量逐渐减少的特点。(2)研究区域内城镇聚落规模增长较快,其规模分布的齐夫指数逐渐上升,且1995—2015年拟合指数上升幅度较大,位次靠前的城镇聚落在体系中的优势更为凸显。(3)区域乡村聚落符合负指数位序—规模分布特征。模拟结果显示,1972年以来,其拟合曲线斜率逐步变大,说明较大的乡村聚落稳步增长,较小的聚落不断减小。(4)区域内规模相对较大的聚落斑块多集中分布在交通节点上。(5)对不同规模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所在地邻近距离的分析发现,同一年份不同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的平均邻近距离从Ⅰ级到Ⅴ级聚落逐渐增加,说明研究时段内小规模聚落与中心的空间联系弱于较大规模聚落;不同年份同一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的平均邻近距离从Ⅰ级到Ⅴ级聚落则有所下降,说明较大规模聚落与中心的空间联系逐渐增强。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豫东平原地区城镇聚落、乡村聚落规模变化特征的分析,对合理规划城乡聚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空间结构演变及城镇化影响

运用我国1998—2018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首先将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将消费分为八大类,基于莫兰散点图分析城乡居民消费的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其次,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空间结构演变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在空间上呈现增强趋势,但交通、教育和医疗消费在第四阶段(2013—2018:经济新常态)的"虹吸效应"减弱,空间集聚状态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形态;农村居民的交通、教育和医疗消费结构与城镇相似,但其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变化趋势不大。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中发现: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显著,存在正向直接效应,对城乡居民消费存在较强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地域广阔,为保证区域协调发展,应避免较强的"虹吸效应",保证经济要素有效流动,促使要素资源在城乡及省域之间多向流动;各省份需要提高自身发展能力,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从而避免消费等资源外流。     

基于ESDA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EDSA技术,利用GeoDa软件Morans’I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2007年经深圳市认定的2 472个高新技术企业从街道尺度进行整体、分行业类别和所有制的空间分布分析,并将企业分布与人口密度、产业园区、交通、创新资源等影响因素做空间叠加分析。结果表明:①在空间上聚集分布但没有明显的创新集聚效应;②大型企业、电子信息企业主导企业整体空间分布;③港澳台资企业集聚程度显著高于内资和外资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与人口、产业园区、创新资源的分局有较强相似性,外资企业青睐配套完善的产业园区,港澳台资企业分布受广州—东莞—深圳—香港通道效应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