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县域尺度,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互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的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及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区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和瓶颈。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各区县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的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县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禀赋高评价指数区呈“集聚”扩散态势,旅游发展高评价指数区呈“孤岛”向“集聚”演化格局。(2)两系统的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耦合度经历了“拮抗—磨合—高水平”到“磨合—高水平”的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低耦合协调为主”上升到“中高耦合协调为主”的等级分布,但尚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协调。(3)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格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中,2010—2015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下降,高值区和低值区均减少,出现“大扩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2015—2019年呈现上升集聚态势,高值区和低值区均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京津冀地区北部区县的“高—高”和太行山山前地带沿线区县的“低...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中国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文章通过构建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综合采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及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省际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2002—2014年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呈现类"S"型稳定上升趋势,局部表现为增长型、波动型和突变型三种演变模式;省际间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绝对差异呈现缓慢扩大趋势,但相对差异呈缩小的态势。(2)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在全局趋势上呈自东北向西南衰减的梯度格局特征;空间上遵循"低水平均衡→较低水平轴带→较低水平均衡→较高水平轴带"的渐进式演变过程,且不同配置水平类型具有鲜明的"集群化"分布特点。(3)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空间上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俱乐部趋同特征显著,高值先导区主要集中在东北与东南沿海地区,低值陷阱区集中分布于西南与华东地区。(4)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城镇化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正向影响效应。     

乡村收缩背景下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空间耦合关系

以松嫩平原乡村地区32个县域单元为例,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及人口集中度指数、经济集中度指数、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的测度,揭示乡村收缩背景下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8年,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数量先增加后减少,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呈现"南密北疏"的格局。(2)人口空间分布的关联性较强,呈现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人口集中度指数南高北低且高值区域逐渐向北扩展。(3)经济集中度分布格局多呈现"双核"模式,且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大于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总体来看,近20年来,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的空间耦合类型中,协调发展型和经济迟滞型的县域类型居多。     

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分析

通过探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交互作用和空间关联度,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黄河下游地区人地协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依据。以黄河下游16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分别测算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关联格局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空间依赖性程度的分布规律。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总体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向过渡、磨合阶段逐步提升,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且存在一定规律,显著高—高区与显著低—低区空间聚集性较强,显著低—高区与显著高—低区数量较少。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和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各城市文化发展不平衡;生态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各城市生态发展水平差异较小;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2)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协调度水平偏低,多数城市处于中度失调或严重失调。(3)从空间相关分析来看,全局方面,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即各城市之间呈空间集聚性,且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局部上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7 586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叠加分析法探测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总体空间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经向性特征显著,具有显著的东多西少的格局特征;(2)区域空间分布上,在三大地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40.23%,大西南、长江中游等6个区域占比达到79.79%;(3)空间密度分布上,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的北京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华北、华中与华南为两个核心绵延区;(4)空间关联特征上,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生态和自然地理多重因子影响,其中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河流、地形、气候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较大。     

黄河下游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生产协调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

黄河下游水土资源对粮食生产能力的硬约束日益趋紧,厘清黄河下游水土匹配与粮食生产的协调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稳定黄河下游粮食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0年黄河下游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单产水平耦合协调度,借助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单产水平协调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维度上,黄河下游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单产水平耦合协调度较高,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粮食单产水平稳定增长,水土匹配系数持续降低已成为制约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2)空间维度上,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单产水平耦合协调度呈现“东中高—西低”的分布特征,极化现象初显,变异系数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3)农林水投入、机械化水平、耕地质量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种植结构对耦合协调度有负向影响。     

中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全文替换

创新已成为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基础设施在集聚创新资源、营造创新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为考察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利用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创新产出水平,进而测算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刻画其时空演化格局,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影响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结果发现：(1)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创新产出水平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增长趋势;(2)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中部、东北和西部;(3)城市化进程、政府管理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文章对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耦合协调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判,期望为我国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交互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下欠发达地区农村创新能力评价——以甘肃省8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例

文章首先基于投入—支撑—产出三维框架,构建了包含45个指标的农村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复相关系数法测算了甘肃省86个县级行政单元的农村创新能力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甘肃省农村创新能力总体水平较低,综合创新能力最强的县区是凉州区、甘州区和民勤县;②农村创新投入能力最强的县区是凉州区、民勤县和会宁县,创新支撑能力最强的县区是凉州区、靖远县和甘州区,创新产出能力最强的县区是甘州区、肃州区和阿克塞县;③甘肃省农村创新能力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农村创新能力高和低的县(区、市)在空间上均趋于集聚分布;④甘肃省农村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出较明显的北高南低的态势;⑤甘肃省农村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农村创新能力有明显的正效应。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均衡特征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分析了我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在2011—2015年的变化情况,同时,通过构造均衡函数对城市群的均衡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来看,2011—2015年我国112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时空分布来看,我国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布发生了一定变化——从"西北、华中、华北低,东南高"逐渐演变成"西北、华中低,华北、西南、东部沿海高";我国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与均衡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所研究的19个城市群主要集中在H-H象限(高效高均衡)、H-L象限(高效低均衡)和L-H象限(低效高均衡)。最后,根据各类型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特征,本研究对各类特征的城市群提出相应的绿色发展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及时空动态演变

科学评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评价法从物质生活水平、生态服务资源、环境污染控制和生态认知水平四个方面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并通过空间自相关、收敛分析多维度探讨其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总体稳步提升,区域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特征。(2)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存在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2016年仅在低—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存在空间俱乐部收敛趋势。东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显著受人口规模和人均绿地面积影响,中部地区显著受第二产业比重和人口规模影响。     

“双碳”目标下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诊断北大核心

基于201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对“双碳”目标下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度分析。结果表明:(1)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升有降,整体水平较低。试点后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水平总体提升;(2)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分异明显,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递增的特征;(3)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且以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为主,热点区扩散分布于西部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东西部区域差距较大且呈加深趋势;(4)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是影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且各区域阻碍因素各异。(5)指标层障碍因子中,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对绿色金融发展阻碍作用最大。     

淮河生态经济带区域发展差异及协同发展策略

淮河生态经济带既具有区域经济系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流域经济的特点,时空分异具有多元复杂性。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权法定量测度淮河生态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分析区域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区域差异程度,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判定和分析。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综合发展水平的"三个梯队"和基于耦合协调度的"四大类型区"空间分布与上、中、下游"三大流段"基本一致,但不完全重叠。推进淮河经济带协同发展,既要顺应流域的自然规律,又要根据空间分异特征实施差异化策略。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生态承载力评价——以成渝城市群为例

在深入分析区域生态系统演变和评价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通过对生态弹性力、支撑力、压力和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分析成渝城市群2006—2015年生态承载力的空间差异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承载力在空间上呈现地区差异的随机分布特征,生态支撑力对生态承载力具有主导影响,生态承载力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生态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治理、经济发展水平是导致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文章从农村包容性绿色生态、农业包容性绿色生产、农户包容性绿色生活3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性与驱动因素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趋势,2017年之前,呈现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2017年之后,中部地区逐步实现对东北部地区的赶超。(2)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低—低集聚区则主要位于西部;全国及四大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程度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区域内差距正在缩小。(3)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提升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容性绿色生活方面。同时,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对包容性绿色生态存在积极影响。应当持续优化乡村绿色发展政策效能,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参与分享生态价值的协同增效,通过创新创业引领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以带动乡村绿色消费为着力点,完善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功能布局与总体规模,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区域协作和绿色融合总体布局。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类型与时空格局演变

收集2012—2016年中国各省域单元产业产值等相关数据,通过区位熵识别各区域智慧专业化产业集合,构建区域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分析各区域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以及地理分布格局。结果发现：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具有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区域间的差异性在提升,东部地区是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的高值区;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其邻近区域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同类型空间关系的区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连片分布特征,H-H区域由东南沿海地区向长江沿线区域扩展,而西部地区连片的L-L区域没有发生改变;智慧专业化产业发展水平、智慧专业化产业促进能力、智慧专业化产业关联度以及智慧专业化产业发展环境差异性,对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呈现出的不均衡空间分布类型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引力模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2015—2018年陕西省10个城市的平均横截面数据,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引力模型,探讨陕西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及耦合协调空间联系。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契合生态经济系统演化序列,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区域整体耦合协调良好,耦合协调度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区域耦合协调发展不均衡,空间分布呈"一城独大"的局势。区域整体耦合协调的空间联系较弱,西安是区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引力作用源,咸阳、渭南次之,榆林对外耦合协调空间联系最弱。加强区域空间联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环境治理机制是提高陕西省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     

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6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66%增长到2016年的1.36%,且城市间差距逐渐加剧。②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化的演变特征;其空间集聚形态可分为"高—高"集聚型、"高—低"极化型、"低—高"塌陷型、"低—低"均质型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特征存在差异。③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大致呈现出"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状态。④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共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