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既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打造旅游城镇的必然要求。采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3个区域对我国旅游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持续的区域经济增长对所有区域的城镇化均有正向影响,工业与旅游业发展对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影响存在差异。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如果能协调发展则会加快城镇化,反之,则会迟滞城镇化。旅游直接投资额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能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明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对所有地区的城镇化有显著影响,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仅对西部地区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中介效应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人口城镇化是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文章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基于环境规制视角探索影响人口城镇化的传导机制,选取2000—2020年中国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环境规制影响人口城镇化的中介路径。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影响过程中,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链式中介起主要的正向作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单一中介的正向作用次之。研究提出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要兼顾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目标,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带动人口城镇化的政策启示。     

以发展看经济增长质量： 概念、测度方法与实证分析 ——一种发展经济学的微观视角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步入新常态,应该特别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本文从发展理念出发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蕴含的发展质变即可行能力的提升,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模型。然后,以结构方程模型为工具,依据全国样本数据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可行能力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过度追求GDP反而会偏离发展的根本目的;教育对于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贡献最大;过大的收入差距有碍人们可行能力的提升;我国人口的可行能力分布存在着显著的结构特征;西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最高,中部最低。     

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协整与因果关系研究

笔者运用最近发展起来的面板协整技术,分析了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尽管对于全国和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但对于中部和西部,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和短期的因果关系。     

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演变规律与驱动机制

探究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文章采用熵值法、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在揭示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演变过程、短板弱项与影响因素基础上，探索提出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与策略。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中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人口增长缓慢和建设投资少是研究区县城所面临的普遍困境。(2)2015—2020年，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提升明显，但与城市相比，在“人口聚集”“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等维度仍具有较大差距，县城短板亟待全面补齐以促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3)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主要受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制约，且随着县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其限制因子出现从“保障性”要素向“提升性”要素转变的规律，县城城镇化建设需要差别化的策略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4)县城城镇化质量是以人口为基础，经济驱动、区位约束与政府调控等多重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据此，从共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给出长江中游地区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中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评价——基于熵权法

构建了地区城镇化质量和规模评价指标,并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测度了2011—2015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六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结果显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地区差异仍然存在;经济区的城镇化质量滞后问题已明显改善,但是经济区内各地级市仍存在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对此,应从适当扩大城镇规模、促进城镇品质提升、构筑区域一体格局入手,显著提升经济区在全国城镇化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增长压力、财政支出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

协同实现“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本文结合增长目标管理,考察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03—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压力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差异是引发该非线性关系的主要原因。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提升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机理提供了新视角,为更加全面理解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激励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实证

基于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全国以及东、中、西、东北地区省域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静态和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全国、东、中、西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城镇化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扩大了其差距。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就全国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影响城镇化水平,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于西部地区,仅金融发展效率影响城镇化水平进而缩小了其差距。从动态关系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路径依赖,东部地区呈现扩大趋势,西部地区其差距正逐渐缩小。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了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体系,将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人口、产业及卫生城镇化、居民消费城镇化、科学教育城镇化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四个因子;然后建立了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各细分后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产业以及卫生城镇化、居民消费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绝大多数省份居民消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东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居民消费城镇化和科学教育城镇化,中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居民消费城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而西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居民消费城镇化和人口、产业以及卫生城镇化。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

本文通过引入人力资本部门内的溢出效应,在理论模型推导基础上,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鲜明的非线性关系,且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门槛值(7.68)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81);同时,由于受人力资本自身存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非线性关系,只存在一般的线性关系。     

绿色R&D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绿色发展、收入分配与福利水平五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R&D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分维度的作用效果(包括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表明:(1)2008—2017年中国省际绿色R&D投入和经济增长质量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2)加大绿色R&D投入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还会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3)分维度来看,加大绿色R&D投入有助于显著改善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收入分配与福利水平,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结构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广西的实证

"三期叠加"背景下,广西经济发展面临"中高速、优结构、多挑战、可持续、新驱动"等一系列复杂多变的新格局,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加快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本文从广西城镇化及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探索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广西城镇化水平较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广西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存在长期的内在均衡机制,并且二者呈现出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城镇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来源。本文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入手,选择人口、空间、产业、居民消费结构、生态建设等方面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了碳排放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作用。选取1980-2014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对全国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进而将全国区域省份以城镇化质量为标准划分为三组,通过STIRPAT模型选取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分别代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人口集聚、城镇区域拓展、产业聚集、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态建设等内涵,分析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差异巨大。本文依据分析结果,从提升低碳意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碳排放市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与建议。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乌鲁木齐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本文以1978—2013年乌鲁木齐经济数据为基础,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与因果检验分析,发现乌鲁木齐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双向的促进关系;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率有正向作用,但城镇化对其他两者的作用不明显,即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不足。基于此,笔者提出乌鲁木齐在实现城镇化与区域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研究和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政策建议。     

中国城乡收入差异的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基于各省份面板数据(1978-2004年)的实证分析

基于1978—2004年各省份面板数据，对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进行验证表明，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城乡收入差异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关系，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异与对数人均GDP存在“倒U”型关系。而东部地区为“正U”型关系。从全国范围及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继续拉大的趋势将延续较长一段时间，但发展经济仍是第一要务。     

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较研究——基于浙江地区与国内外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内生型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实现收入翻番的基本支撑。处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也仅为美日韩等先进国家的1/4或1/5左右,劳动生产率提升较为滞后。在当前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抓住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生产制造方式变革机遇,注重发挥"三个效应",即追赶效应、丹尼森效应和鲍默效应,着力创造"劳动生产率红利",继续形成对发达经济体的较快追赶步伐和推动增长模式升级。     

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河北省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78—2012年间河北省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1978—2012年间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阶段波动性,且呈扩大的趋势,河北省的城镇化水平、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具体来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两者呈正效应关系,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如何协调城镇化发展对缩小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利益,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因地制宜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高区域开放程度同时积极引进外商投资,有利于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房地产经济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3)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4)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城镇化背景下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在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测度的基础上,分析其城镇化、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的时序和空间差异特征,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探讨城镇化进程中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关联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三个系统两两间作用较为显著,经济的提升对城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已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城镇化和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系数相对较小,旅游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     

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了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立足于地区差异,阐释了经济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源错配成因。研究表明: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企业固定资产与权证投资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技术投资则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相较于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地方国企的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大,尤其是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更多与市场机制相匹配,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提升作用。进一步的检验表明,只有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技术投资对经济质量的提升效果才被显著释放。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从企业投资的视角,解释了转型地区经济增长从"量"向"质"转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为理解企业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路径提供了制度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