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关系及其空间差异——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耦合度模型,借助ArcGIS平台,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性、空间异质性及耦合关系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均衡现象较为明显,两者呈现"中心—外围"特征;发展度以"包围势态"布局,且多属于滞后发展型和初级发展型;良好均衡型耦合关系表现为旗布星峙,蚌埠市、济源市、淮北市3个城市为均衡过度型和初级均衡型;协调度等级中,中级和初级呈点对称分布,其他等级呈散点分布。未来应坚持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地区开放度水平,实现乡村就地城镇化;完善人口导入和土地集约利用机制;调动社会民间资本,打造城镇化建设资金筹措平台,促使专项资金使用规范化。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上)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刊出)。     

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时序分析、面板分析以及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的时空演变与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关系不断优化完善,但省域之间差异明显,由北向南逐渐升高;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受时间因素和区域因素的双重作用,且时间因素作用发挥强于区域因素,侧面反映了东北振兴以来区域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3耦合发展度水平接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明显,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始终是热点区,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地区始终是冷点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认为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包括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政府调控作用以及社会保障因素。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出,上半部分已在本刊2019年第5期刊出,此为下半部分)。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相对效率评价

为促进人口城镇化和跟上土地城镇化的步伐,优化我国城镇化政策,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估土地城镇化相对于人口城镇化的效率。结果表明:2006~2012年,全国平均土地城镇化效率为0.851;全国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全国城区总人口应增加14.9%,现有的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才能达到最高。西部地区平均土地城镇化效率最高,东北第二,中部第三,东部最低。如果土地城镇化效率达到最高水平,全国可以节约19.217%的居住用地、19.510%的公共设施用地、21.733%的工业用地、24.490%的物流仓储用地、17.097%的道路交通用地、22.083%的市政公用用地和21.933%的绿地广场用地,且保持现有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变,就可基本容纳2020年60%的城镇人口。如果全国土地城镇化效率保持现有水平不变,承载2020年60%的城镇人口,需新增7128.3 km2的城市建设用地。应将东部地区作为2020年前我国人口城镇化的重点区域。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研究——基于产业支撑视角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但是,城镇化发展存在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发展的问题.研究证明,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可以平衡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同时,借助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衍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建立了协调性指数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外在制度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不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而这又内生于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问题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两个基础性要素,但他们之间尚未形成可持续正向增长关系。土地城镇化对自身促进作用有限,而人口城镇化自我促进效果却较为显著。虽然土地城镇化促进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却未得到相应提高,土地城镇化亦未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得以推进。我国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以中原城市群9市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首先评价了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将其划分几种类型,其次研究了中原城市群内部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除郑州外,其余8市城镇化水平均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2依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中原城市群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被划分为3种发展类型,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好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中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低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     

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机理,借鉴已有的耦合理论研究,构建了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其权重,以兰州市为例,对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评。研究结果表明:兰州市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二者的发展存在高度相关的耦合关系,并且协调水平和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整体上要高于旅游经济,受旅游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率逐渐趋缓,整体处于低水平协调,仍未完全建立起融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关系。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对旅游经济的扶持,推动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特征研究

采用1996—2009年湘江流域城镇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数据,运用离差系数,结合GIS技术,研究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09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除2000、2005、2007和2008年之外,其他年份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均处于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增长速度。②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以长株潭—娄底—衡阳地区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其增长速度与失调程度也呈"中心—外围"结构。③流域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及其他内外因素是塑造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驱动力。     

基于VAR模型的城镇化、工业化与金融发展关系分析——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城镇化、工业化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三个重要方面,但是三者间的关系还不明确.笔者对河南省1978年～2010年之间城镇化、工业化和金融发展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VAR模型、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性检验和方差分解等定量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工业化对于城镇化有着显著的作用.金融发展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并且影响随着时间逐渐增加.     

中原经济区旅游与文化耦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南阳市为例

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等无形资产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考察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各自的特点和趋势,以中原经济区中河南省南阳市为例,讨论中原经济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耦和发展。     

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地级市为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方面,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文章构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例,评价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4—2014年间甘肃省1 2个地级市中,兰州市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其他城市都属于非协调发展类型,而且所有城市都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规模、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外资利用规模、产权结构和金融结构6个变量对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存在正向影响。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流通业产出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流通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与先导产业,但不同区域流通业发展极不平衡,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发现87%省份的流通业之间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当前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并不协调,二者对流通业影响的路径也不一样。通过建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人口城镇化主要通过改善城镇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地区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等来促进流通业的产出效率,而土地城镇化则更多地通过提高工业生产水平、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来促进流通业的产出效率;研究还发现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特别是相邻省份之间在流通业发展上存在竞争效应,城镇人口的跨省份流出可能会对本省份流通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产出水平对周围省份流通业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大连为例

文章以辽宁省优秀的海滨城市-大连作为案例,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2004—201 3年间大连市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系统发展态势良好;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各自系统发展与其耦合协调度的增长不成正比,互动协调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内在关联性有待增强;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的协调发展。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山西省作为我国的煤炭大省,在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西耦合协调发展的测度对山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分析山西省的基本发展情况,简要介绍城市化和城区生态环境的现状,计算不同权重后分别建立不同综合度的评价指标模型、耦合度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文章得到以下结论：社会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是推动山西城市化的主要原因;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但生态环境整体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响应是推动生态环境发展的主要原因。山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11年间都在拮抗发展,山西城市化过程中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生态环境不良则制约城市化发展。     

新型城镇化情境下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以吉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脱钩模型,分析2003年以来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结果表明:1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发展呈现空间非均衡性和时间稳定性状态,高值分布于东部沿边地区和中部核心城市,低值分布于西部内陆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2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呈现递增态势(吉林市和四平市除外),基本教育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地域分异明显,医疗卫生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的地域差异不大,文化体育服务的极化特征突出;3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始终处于拮抗耦合阶段,协调度较差,人口城镇化与文化体育服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下降趋势;4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呈现以强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和弱负脱钩为主的脱钩状态。     

大城市周边城乡融合区人口的就地城镇化——以福州市为例

城乡界限趋于模糊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亚洲许多国家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大城市周边城乡融合区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即是这一特点的一个突出表现。以就地城镇化发达的闽东南地区的福州市为例,从实体地域和未来人口规模两方面探讨其城乡融合区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在制定大城市的发展规划时,要密切关注其周边城乡融合区内农村人口就地转变为城镇人口、城市核心区人口向城乡融合区转移的状况,并在制定城市规划时把城乡融合区的发展趋势考虑进去。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