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为例

通过借鉴MPI方法,使用河南省淅川县146户被调查农户的教育、健康、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7个指标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样本中,农户多维贫困特征明显,有较大比例的农户处于收入维度之外的多维贫困状态,房屋结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医疗支出为家庭主要的致贫因素。此外,从个体、家庭、村庄等方面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学生数量、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村庄水利设施状况、村庄到县城的距离6个影响因子均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况具有显著影响。最后,针对被调查农户多维贫困程度,扶贫措施应将家户健康、教育维度的因素考虑在内,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逐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     

什么样的农户更容易贫困——家庭结构视角下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研究

文章以全国191个贫困村3101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修正的FGT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不同类型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并使用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类型与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当前建档立卡的识别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和错漏。从家庭结构的特征来看,家庭结构为单身或夫妇、单亲与孩子、四代同堂的农户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不同子女数量的二代家庭的多维贫困差异并不明显,子女数量并不必然导致家庭陷入多维贫困。此外,不同类型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标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需要提供基于家庭结构差异的多元化识别和帮扶措施。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关乎中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2美元作为贫困标准,互联网使用均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因此,在全面脱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应不断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并且使其成为贫困农户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从而助力贫困农户增收,以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评估*——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我国扶贫工作重点已进入新阶段,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能源是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能有效反映福利水平。了解我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的基本特征、准确测度能源贫困水平与分布,有助于为今后扶贫工作提供资料基础和科学管理依据。本文构建消费者能源消费决策分析框架,并运用第一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考察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S型非线性关系,能源价格、家庭特征、地域特征等因素在能源消费决策中都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城镇家庭相对能源贫困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能源可支付性问题。能源贫困率在20%左右,其中电力贫困程度更为严重,超过25%。家庭收入增长、户主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电力基础设施的普及、城市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可能性,而电力价格上涨会显著增加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概率。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家庭致贫机理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劳动力流动、家庭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该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流动对全国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的全样本看,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在7000元左右与26000元左右存在两个阶段"门槛",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7000元左右时,劳动力流出将会显著地提高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概率与投入力度;而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介于二者之间时,劳动力流出将会减少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入的概率,但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仍会显著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力度。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高于26000元左右时,劳动力流出将会显著地降低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概率与投入力度。农村家庭生活的宽裕程度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种类的多少是造成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概率与投入力度变化的原因。     

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农民工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从收入、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讨论了农民工的贫困状况,考察了农民工贫困的影响因素,并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进行了比较。文章发现,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略低于城市居民,但按该口径计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农民工贫困发生率。劳动收入占农民工收入的绝大部分(超过95%),当农民工失去工作进而失去劳动收入时,很容易陷入贫困。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就业和失业状况,对于其贫困有着显著影响。从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观察,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也令人担忧。农民工长期处于低保制度救助的真空地带,如何将农民工纳入低保制度的救助范围,提高低保救助水平和瞄准效率,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西部脱贫地区相对贫困风险治理路径探究——来自2012—2021年追踪调研数据的证据

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关注西部脱贫地区的相对贫困现象。基于西部重点脱贫县长达十年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相对重要性分析等方法,从风险视角对西部脱贫县相对贫困治理路径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风险冲击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自然风险、健康风险、教育风险、意外风险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正向影响,人情风险具有负向影响;相对重要性分析发现,健康与人情风险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较大,意外与教育风险次之,自然风险影响较小;老年人口占比是农户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首要影响因素;公共性转移收入、私人性转移收入、打工收入、购买保险、参加培训利于降低风险冲击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借贷的作用则相反;风险冲击通过降低收入或增加支出对相对贫困产生影响。破解西部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多元化的致贫与返贫风险,应健全相对贫困风险治理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兜底机制、优化内生动力培育机制、加快县域产业发展机制。     

人力资本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分析

笔者采用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结论表明,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有劳动力接受过相关技术培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显著高于没有劳动力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家庭;家庭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重庆市137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重庆地区137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风险冲击对山区农户贫困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广西、江西、湖北三省的农户调查

风险冲击是山区农户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基于广西、江西、湖北三省的574份山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DEMATEL方法,从健康、教育、市场、就业、消费、自然、政策七个维度考察风险冲击对山区农户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风险冲击对贫困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健康风险和市场风险在所有风险因素中处于中心位置,是影响山区农户贫困的关键因素。从不同贫困状态农户看,风险冲击对贫困的影响路径既有相同点,也有一定差异。其中,消费风险对其他风险的影响较高,对贫困有着间接的影响效应,属于过程性因素;教育、自然和政策风险受其他风险的影响较高,对贫困产生直接影响效应,属于结果性因素。健康和就业风险冲击对非贫困农户影响较大,市场风险冲击对贫困农户影响较大。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是其重要一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金融科技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有效防止家庭在未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此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抚养比高、拥有数字工具以及户主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金融科技缓解多维相对脆弱性的效应更大。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缓解区域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发展型消费以及家庭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效视角。     

村域地理环境对农户贫困持续性的影响——来自湖北农村的经验证据

村域地理环境通过影响农户面临的风险冲击和收入能力进而影响农户贫困持续性,本文利用2005~2010年湖北农户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农户贫困持续性。结果表明,民族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非民族村农户,山区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平原和丘陵村农户,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农户;非农业劳动时间对民族村、山区村和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影响效应显著减弱;村人均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时间的交叉作用对农户退出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扶贫政策应向民族村、山区村及距离乡镇5~10 km村的农户倾斜。一方面,通过适度扩大耕地规模和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提高农户农业创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农户在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方面的差距。     

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研究--以湖南省岳阳县云山乡为例

贫困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是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围绕“精准扶贫”,可以采取三大对策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一是精准界定扶贫职责;二是精准确定扶贫对象;三是精准实施扶贫之策,包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贫困农户生产条件,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力素质,为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创造条件,引导贫困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金融可得性与农村家庭创业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CHARLS调查数据中806个农户样本对金融可得性与农户创业选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金融资源可得性、拥有的资产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对我国的农村家庭而言,金融约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非农领域的创业活动,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对于提高创业概率有显著的正向边际效应。此外,农村社区层面金融资源可得性对于社区内部家庭创业水平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未来促进农村地区家庭创业水平提高的政策重点是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增加乡镇尤其是农村社区层面的正规金融供给。     

移民搬迁农户的贫困类型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南安康的抽样调查

研究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的贫困类型和成因有利于建立精准的扶贫工作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陕南安康市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移民搬迁农户贫困类型的影响因素。通过综合考虑收入和消费标准,可以将移民搬迁农户分为选择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三种类型。收入高于贫困线而消费比贫困线低的农户所占比例为28.57%,这种贫困类型属于选择性贫困。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自愿搬迁和集中安置对农户摆脱持久性贫困有显著帮助,而2011年的搬迁农户更容易走出选择性贫困陷阱。此外,农户的家庭和社区特征以及生计类型对他们是否陷入贫困有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有显著减缓作用吗?—基于大病冲击下的微观经验证据

文章在理论假说基础上,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多维社会资本在大病冲击下是否仍能起到显著减缓贫困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没有大病冲击时,社会资本均可以起到显著的减贫作用.但大病冲击前后,社会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结果为:个人社会活动每增加0.1分,其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分别降低5.1%和7.5%;每增加1个社区活动场所,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0.71%和1.63%;亲友经济往来金额每增加50%,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11.9%和3.9%;家庭照料不受大病冲击的影响,且有被减弱的可能性;家庭借贷减贫作用始终不显著.即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与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人群交往的"桥型"社会资本比家庭亲友内部交往的"结型"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更强.文章为重视培育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发挥其非正式制度治理因病致贫的作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医疗支出、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

基于全国性大规模的微观调查数据,文章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检验了家庭医疗支出对中国农户玉米和稻谷产量的影响以及对农户家庭种植业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的医疗支出不仅显著地降低了农户的粮食生产效率,减少了玉米和稻谷的产量,而且显著降低了农户家庭的种植业收入水平。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正向影响玉米和稻谷的产量;但是,教育程度对农户种植业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明显。此外,降雨量促进了农户玉米和稻谷的产量,充沛的降雨量显著地提高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水平。因此,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减轻农民患病的经济负担、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中国农户的粮食生产效率并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发展理念，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研究其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地级市层面上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非农经济比重高、所在村庄道路状况良好、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更容易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脱家庭相对贫困。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和非农参与，同时助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推进互联网普及，符合“经济增长、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三支柱”治理策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显著性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存在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成绩提高0.322分。其中,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强度大于农村;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于母亲;随着子女平均成绩的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平均成绩的影响强度趋于下降,表明学业表现欠佳的“后进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作用于子女学业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自身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是45.067%、43.329%和0.939%。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机制的再检验再次证实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要重视初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父母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建设,既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要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担当起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