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现阶段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一、“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密切结合 “德”、“法”之争，古已有之。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德治”与“法治”，“礼治”与“刑治”，“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的争论异常激烈，直到今天这种争论仍然存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德治”，提出要“为政以德”；但孔子也曾提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法治”，提出要“以法为教”，但韩非曾提出“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原则，强调道德舆论的毁誉必须与法的赏罚相协调。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而苟子则认为但靠赏庆刑罚不能尽人之力，教化不足万能的，主张教与诛、礼与刑相结合。总之，古人在如何处理德刑关系上，主要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德刑结合”几种观点。事实上，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作用。     

打造“粉丝经济”促进“粉丝产业”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各种选秀节目的盛行。“粉丝”应运而生。“粉丝”因和消费拉上关系，自然就出现了“粉丝经济”。“粉丝经济”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带动产业发展，甚至对拓展职业市场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把“粉丝经济”的发展完全建立在利益诉求上。     

“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

作为一段被符号化了的特殊时期，“80年代”正在陷入一场多方合谋的书写竞赛，事关“80年代”本来面目的许多重要问题正在被肆意改写和重构，其肇因皆在于对这一思想史上特殊时段的思想主线有意无意的背离。“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整个“80年代”文化思潮的演变环节依次是“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再往后才是所谓“文化热”，而贯穿各个环节的中心线索是对“文革”的反思。“启蒙”是整个“80年代”的基本属性，从“反‘文革’”到“反封建”到“反传统”，全都是在“启蒙”：因此，整个“80年代”都属于“新启蒙”时代。     

“先富”与“共富”关系的再探索

“先富”与“共富”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提出来的一脉相承的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先富”与“共富”可统一于“生产力的发展”之中，也可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还可统一于“科学发展”之中。     

“夺权”闹剧

不久前接到以前同事李琦的电话，尽然感到亲切。而当2004年初我因为他的“逼宫”被迫离开全身心热爱的岗位时，我的头脑中充斥的对他的词汇是“阴谋分子”、“小人”之类。那时候我想，他若失败了，就是报应。     

“仁”、“义”、“礼”的日常实践：“关系”、“人情”与“面子”——从“差序格局”看儒家“大传统”在日常“小传统”中的现实定位

“仁”、“义”、“礼”的儒家思想之“大传统”,与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人情”、“面子”之“小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衔接性与紧张性。就“差序格局”而言,人伦“关系”网络以“仁”作为最高价值理念,其中以工具性资源为主的“人情”实践本质上即为“义”“利”混合的施报过程,以象征性资源为主的“面子”实践则具有比较明显的依“礼”行事之形式主义的“正名”特征,从而形成了工具差序性特殊主义之“人情”实践与象征和合性普遍主义之“面子”实践的糅合。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则可以比较清晰地区分为特殊主义之“情感性关系”与普遍主义之“工具性关系”的不同关系类型。     

甘肃激情开发“十五”奋力跨越“十一五”

“十五”时期，在甘肃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高举发展和改革的旗帜，开拓创新，积极进取，以项目带动发展，以改革促进发展，全面完成了“十五”计划主要目标和任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十一五”和后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浅谈“情”与“理”在后进青年思想转化中的功效

转化后进青年要注重“情”与“理”。具体方法是多与之谈心，对他们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针对不同对象，以真情感化，以真理服人。     

“人性假设”与企业文化

社会化中的“人性假设”以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程度是企业化的最深层的价值观念基础。不同的社会化蕴含着不同的“人性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预设着不同的企业化。大陆的企业化建设不应盲目照搬西方企业化的模式和理念，要从东方固有的“人性假设”出发。     

企业管理中的“方”与“圆”

管理中，主管常常会有不同的风格，有的主张“外圆内方”，有的主张“外方内圆”，有时候大家争论不休，各据己见。但是，到底谁做的对，各自的效果究竟又如何呢？好像没有太多人的关注这个问题。当然，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在目的已定的情况下，可以灵活掌握的就是选择适当的方法。无论是“外圆内方”还是“外方内圆”，对要解决的问题切实有效，才是最关键的。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人”与“技术”的配置平衡

企业知识管理中“人”与“技术”的平衡。平衡“技术”与“人”的因素，选择有效的知识管理策略，已经成为当前企业实施知识管理战略的紧迫问题。     

说说“精神”礼品

社会上现在“仇富”，“仇官”的现象很严重。还没听说“仇教师”的，但谁敢保证下一个被仇视的对象不是教师？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双高计划”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战略举措，不仅明确高职院校的建设目标和改革方向，也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出全新的要求。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保障“双高计划”有效落实的关键，可以保障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建设目标的实现。结合当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配套资格认定标准、深化校企合作、完善建设机制等手段，改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质量，提高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而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加快高职院校的现代化发展。     

我与“一月风暴”

作者1965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1992年，他撰写的《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以其亲身经历记载了这场浩劫，回忆了“文革”发动前江青等在上海的活动，“文革”发动过程中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上海“一月夺权”，作者被“打倒”囚禁八年以及后来得到“解放”重新工作，并于1975年调离上海赴京的经过。书中详实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罪行，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坚决斗争，表现了—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与高风亮节。     

“问题意识”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时效和久效，需要进一步增强“问题意识”，厘清“形势与政策”课的功能定位，强化“形势与政策”课的师资队伍，通过“设疑导思”问题解析式教学和网络论坛，进行深入的形势分析和政策解读。     

“海尔”、“TCL”、“格兰仕”国际化模式比较分析

国内企业国际化之路,日前已有三种模式凸显出来：第一种是以海尔集团为代表的“先难后易”式,海尔集团首先在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中确保市场上的相对优势,然后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第二种是以TCL集团为代表的“先易后难”式,TCL集团首先拓展在地理上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然后将海外市场的范围扩大到发达国家。第三种是以格兰仕为代表的OEM（贴牌生产）式国际化道路。分析研究“海尔”、“TCL”“格兰仕”的现状及其国际化道路模式,对国内企业“走出去”会有一些启示。     

再生资源生态全产业链主体界定、现状及对策——基于“源”“流”“汇”的视角

“源—流—汇”生态控制理论能够更好地分析再生资源生态系统的运作状态与过程，论文基于“源”“流”“汇”的研究视角，界定再生资源生态全产业链结构与主体构成，通过多种数据库收集数据与深度访谈调研，研究“源”“流”“汇”三大系统主体发展现状。研究结果发现：“源”系统由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逐年上升及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增加的压力，造成源头减量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流”系统再生资源的回收规模呈上升趋势，而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较低，致使再生资源化能力整体薄弱；“汇”系统末端处理压力较大。由此，提出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发挥再生资源企业规模优势、加快末端处理的相关配套建设等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为实现“产品—再生资源—再生原料—再生产品”一体化“零废弃”的循环系统提供科学参考。     

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思想

从以下方面论述了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思想，探究其价值所在。首先，考察了“无极”、“太极”的思想渊源；其次，提出了笔者对“无极而太极”的本质的理解，再次，论述了“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价值，认为圣人境界即是人与“无极而太极”完全合一之境界。最后，论述了其历史贡献及现代价值。     

加快“城中村”改造 服务“扩内需”战略

文章阐述“城中村”改造在“扩内需”中的主要作用,分析介绍杭州“城中村”改造对“扩内需”的贡献,提出加快“城中村”改造扩大内需的几点建议。     

内有“海归派”

前两天有朋友很高兴地告诉我，“海归派”现在不叫“海龟(归)”了，叫“海带(待)”；MBA也不再是狭义上的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对那些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去国外读一两年书拿下一个MBA证书，就准备回国当CEO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