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评价及动态测算模型的构建

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应以某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家庭每一就业者负担的月消费性支出作为衡量指标,并充分考虑家庭人口和物价变动因素.通过计算1996年～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全国及分组每一就业者负担的月消费性支出,并对照2005年以来的两次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调整情况,发现两次调整均存在一定滞后性和扣除不足性,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充分考虑家庭人口和物价变动因素条件下,通过构建我国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动态测算模型,测算结果是,我国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比较的合理数值分别应为2,500元、2,650元和2,850元.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家庭消费行为

家庭消费是个古老的课题，自然是家庭最本原、最稳定的职能。家庭亲缘经济追求家庭幸福最大化，最终要通过家庭消费来实现。而对于家庭生产和家庭投资来说，家庭消费为其提出需要，提出目标，提供动力，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然，家庭消费主要是对生活资料的消费，此外也包括对教育资源的消费。因此，家庭消费行为是客观的，消费数量、消费结构、消费模式取决于收入。在这里，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持久收入，都会对家庭消费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目前，家庭消费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发展消费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家庭成员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能充分满足自己的兴趣，展示自己的个性，发扬自己的专长，使人性、人格、人才得以全面升华。     

男性退休存在“退休-消费之谜”吗——基于家庭生活消费视角的CHFS新证据

利用CHFS 2015—2019年的追踪数据，构建家庭生活消费的分层指标，研究新时期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一级维度指标物质生存消费和精神发展消费也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同时，男性退休显著增加了家庭食物、衣着、文娱和旅游消费支出，说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及其一级维度指标的显著影响具有特定经济意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家庭收入/储蓄较高、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家庭结构表现为丁克家庭时，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家庭消费——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显著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跨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这一正向效应在更换关键指标测算、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替换估计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可靠。（2）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因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中,互联网普及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中、高收入家庭,互联网普及对耐用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3）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中国家庭消费。上述主要结论对当前缓解消费不足、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性别观念与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能源微观调查（2014）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2018）的三期数据，采用计量模型考察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向上移动，即实现家庭生活用能清洁转型；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会通过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增加女性人力资本和强化女性优生优育意识三条途径促进能源堆叠消费上移；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夫妻年龄异质性。     

房贷的挤出效应：“退休消费之谜”的再解释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利用断点回归（RDD）方法估计了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退休后家庭显著减少家庭消费，而购房行为强化了退休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可能的机制解释为近年来中国房价不断上升，为了增强婚姻市场竞争力，父母倾向于帮助子女购房，因而退休后家庭房贷压力增加，流动资产减少，购房行为进一步挤出了退休家庭消费。房贷压力增加和流动资产的减少对不同类型消费均存在挤出效应，该效应具有异质性，对可选消费的挤出效应高于必需消费。本文提出，应从房价调控入手，推行差异化的住房调控政策，在消费和住房领域合理分配信贷资源。     

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发展特点研究

职业成熟度是职业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其研究价值日趋得到重视。高职生作为接受高等教育学生中专业实践性较强的一类群体,因其职业技能和实践操作上的优势,在其进入职业时体现出不同的职业成熟度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在性别、专业、生源地、家庭月平均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职业辅导课程对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干预是有效的,通过课程干预职业成熟度中各个维度得分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大连市民家庭体育消费状况及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析了大连市民家庭体育消费现状，从调查中也可以看出体育消费在大连市民家庭的生活消费结构中已占有一定的比例，逐步成为大连市民家庭生活消费的一项内容。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高职生社交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探析

人际交往是维护高职生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也是成长、成才的重要保证,然而,社交焦虑不仅使高职生的社交能力下降,严重者还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和社会生活。本文从个人、家庭、环境等方面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高职生群体的社交焦虑问题提出可行的对策,以期帮助他们消除社交焦虑困扰,逐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广西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状况调查

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聿福感量表筒本对广西四所高职院校493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广西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结果表明：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比较高;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无性别差异,一年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二、三年级;对专业感到满意的高职生其主观幸福感高于对专业不满意的;专业满意度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     

家庭的消费行为规律

家庭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大多数商品都是直接供家庭购买与消费的。即使是家庭个体成员的消费，也会受到家庭各方面因素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家庭特征与家庭消费行为规律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尤其是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类型、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消费角色对家庭消费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探讨家庭的消费行为规律，对工商企业制定合理的营销策略有重要的意义。     

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主要运用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信贷约束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信贷约束阻碍了家庭消费,使家庭的实际消费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消费。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家庭规模、学历、房产数量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那些总资产规模小、老年抚养比高、户主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一般的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显著提高。因此,改善金融环境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重要措施。     

高职生攻击性发展特点的调查研究

本文采用攻击性问卷(AQ问卷),对1100名高职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高职生攻击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仅有0.5%的高职生表现出高攻击性;不同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高职生在攻击性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不同专业、生源地高职生在攻击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关注并分析高职生攻击性发展特点,为高职院校心理教育工作提供相应参考。     

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贡献分析

1997年以来，我国消费需求萎缩，即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物价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如何启动消费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此研究课题，以期为有效启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提供借鉴。     

高职院校学生厌学心理及对策

通过近几年来对高职生进行观察和学科教学的切身体会,发现学生到课率不高、上课不听讲、学习积极性惰化等厌学现象在很多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因此,了解高职院校学生厌学的心理,找出高职院校学生厌学的原因,才能有效的制定对策,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激发高职学生学习积极性。     

启动内需新思路:转变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模式

文章首先运用社会再生产诸环节相互制约的原理,分析我国当前市场疲软的成因,并批判"消费断层"假说的非科学性.接着重点分析我国当前的收入政策造就的高收入家庭的消费行为,认为这些家庭是我国目前启动内需的重点目标.最后提出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贷币政策、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的调整,转变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模式,以启动内需的政策建议.     

管理视角下高职学生压力源探析——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压力调查

以我校学生压力调查为依据,从目前高职生主要面临学习、家庭经济困难和高校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分析出压力源于部分高职生缺乏有效的学习方法,缺乏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引导;源于农村和城市平民的子女家庭经济不宽裕,高校学费、生活费偏高;源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子女缺乏生活环境适应力等。为了营造幸福校园,解决学生的思想与实际生活困难,故此,研究学生面临的主要压力,寻求缓解学生压力的途径具有现实意义。     

影响城乡消费二元化的显性与隐性因素研究——基于CHFS2011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和分解

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Blinder-Oaxaca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     

新形势下如何构建高职生科学的消费道德观

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各种不科学的消费行为在高职院校涌现,这无论对个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必将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培养学生树立节俭、适度的消费伦理观,艰苦奋斗的精神,强调智力性消费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