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美经贸摩擦如何影响了大豆进口——基于贸易转移与创造效应视角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中国对美国大豆进行反制,加征25%关税,那么,中国对美豆加征关税,会对中国大豆来源布局和产业产生怎样影响。文章利用寡头竞争理论,使用2002年1月～2020年3月中国海关数据,利用进口需求模型(AIDS),分析了加征关税对农产品贸易可能发生的贸易损害、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大豆并不存在刚性依赖,对美加征关税将发生显著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即对美关税每增加1%,将会导致其对中国大豆出口下降1.29%,对巴西大豆进口上涨0.67%,对阿根廷大豆进口上涨0.66%,对其他国家进口上涨1.03%。中国市场增长和加征关税,将会造成国际大豆贸易创造效应,并激发非传统国家进入大豆贸易市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变动与企业生存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和关税变动的互动叠加,是当前影响企业生存的重要风险因素。本文测度企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关税和进口中间品关税,实证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关税变动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总体层面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关税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显著,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出口关税对企业生存的正效应减弱,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生存的负效应增强。分层实证结果显示:本土企业和小微型企业生存受到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负向冲击更大。     

贸易战、风险敞口与中间品进口

基于2017—2019年中国进口产品数据和美对华加征的出口关税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美对华贸易战如何影响中国的中间品进口。研究发现：随着中美争端程度加深，关税冲击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显现。第三、第四轮产品关税中，美对华加征的出口关税对中国从美国的中间品进口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同时，这种关税冲击促使中国增加了从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间品进口，即贸易战促使中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正向的进口转移效应。进一步研究出口与中间品进口在供应链上的密切关联发现，产品面临的出口关税风险敞口越大，中间品进口增速的下降幅度越大。     

贸易自由化、中间品进口与中国技术创新——1998-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技术创新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将中间品进口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归结为贸易自由化激励效应、研发资本效应和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并借助国际R&D溢出模型,将贸易自由化纳入模型中,运用我国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进口中间投入品对我国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间品进口每增加10%,中国技术创新提高1.6%;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每增加10%,中国技术创新将提高0.3%等。     

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口通关时间的贸易效应及比较研究——基于不同时间密集型农产品的实证

本文以2006-2012年中国-东盟8个国家的24种时间密集型和31种非时间密集型农产品的4900个贸易数据为对象,实证检验并比较了进口通关时间的贸易效应。总体上,进口国进口通关时间对农产品产生了显著的负面贸易效应。进口通关时间每延长10%可导致自贸区内农产品贸易额下降5.68%,即使剔出新加坡贸易数据的稳健性检验显示这一负面影响仍达到4.25%,且进口通关时间对时间密集型农产品负面贸易效应显著高于非时间密集型农产品4.5%-6.2%左右,同时进口通关时间接近的国家农产品年贸易额亦更大。论文的政策蕴意在于,后自贸区时代,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以降低通关时间作为贸易便利化的突破口,通关时间的降低和同步化可以实现对中国-东盟关税削减的制度红利式微的有效替代。     

机器人进口与生产率进步——基于进口产品类型的动态结构式估计

明确区分企业在国际上采购不同类型产品对生产率增长的异质性作用,不仅有助于政府制定贸易发展的政策,同时也有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本文通过构建涵盖进口决策、研发投入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动态结构模型,分别考察了机器人、其他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分析中对资本品和中间品关税在贸易自由化中的作用进行量化。本文发现其他资本品进口具有最强的生产率效应,其次为中间品,机器人进口的生产率效应最小。一方面,三类进口均会对生产率产生即时影响,但只有其他资本品进口和中间品进口具有动态生产率效应。另一方面,其他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具有显著的研发诱导效应,但在机器人进口方面则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效应的存在。此外,资本品关税的自由化相比于中间品关税具有更好的效果,这为中国关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合并数据,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三个可能的渠道,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进一步地,产品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尤其是从G7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有限;第二,零配件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基于进口中间品视角

随着中国成为《贸易便利化协定》接受国,贸易便利化正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文章从进口中间品视角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总体表现为延长作用,且该效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以及提高进口中间品种类来实现的。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小于中部地区企业,而中部地区企业又小于西部地区企业;同时贸易便利化对企业核心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大于企业非核心品。     

农业绿色壁垒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一、绿色壁垒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新的障碍 绿色壁垒,又称环境壁垒.它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进口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为名,通过立法或制订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国外商品进行准入限制,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绿色关税、绿色市场准入、"绿色反补贴"、"绿色反倾销"、环境贸易制裁、推行国内PPM标准及其它标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绿色消费)、强制性绿色标志、强制要求IS014000认证、繁琐的进口检验程序和检验制度,以及要求回收利用、政府采购、押金制度等等.     

中澳FTA对中新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中澳FTA对不同产品的关税政策差异,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直接检验了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中新进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澳关税削减后,中新优惠商品进口相比基准期有显著提高,但削减前的中新优惠商品进口相比基准期无显著差异;中澳关税削减显著促进了中新进口贸易,但对中美、中欧和中日进口贸易均无此影响;中澳关税削减幅度越大,对中新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但对中美、中欧和中日进口贸易也无此影响。本文的结论表明,中澳关税削减对中新进口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中澳FTA对中新进口贸易有正的溢出效应。     

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福利损失：基于有效市场势力的视角

鉴于中间品市场势力会对社会福利损失产生成倍放大效应,本文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视角,基于有效市场势力探究中间品关税减让对制造业企业福利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福利损失,由于存在寡头之间相互牵制、小企业“渔翁得利”的博弈情形,抑制作用随着市场份额的降低而增大。机制检验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推动市场发育度、缓解要素扭曲两个渠道加强技术竞争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来降低福利损失。此外,本文还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高垄断力企业的福利损失抑制作用大于低垄断力企业,对非高技术行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显著,但对高技术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当基于市场结构和市场势力双重视角考察福利损失,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性,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推动市场发育度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起到关键作用。     

进口商品价格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研究——基于商品分类视角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商品(中间品、消费品、资源品)进口价格对国内不同类型商品(食品、衣着、医药、交通和家庭设备)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品进口价格上升、消费品进口价格上升都会引致中国国内消费价格上升,资源品进口价格的影响机制是成本增加效应,消费品进口价格的影响机制是需求结构升级效应;中间品进口价格上升对我国国内消费价格的影响效应不稳定、影响方向不确定,原材料类中间品进口价格的影响机制是成本下降效应和成本上升效应,机器设备类中间品进口价格的影响机制是质量升级效应、成本转嫁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在制定政策应对外部冲击对国内消费价格的影响时,中国政府应依据进口商品的特点和属性,制定有差异的政策。     

原产地规则与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转移效应

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减让使区域内成员相对区域外成员获得了价格优势,导致贸易从区域内与区域外之间转移到区域内成员之间;但原产地规则提高了区域内成员利用优惠关税的成本,减少了区域内企业的优势,从而可能抑制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转移效应。本文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利用产品的减税幅度差异和原产地规则差异,检验了原产地规则对贸易转移的抑制效应。基于2014—2017年中国产品—国家层面的进口数据,以日本相同产品的进口作为对照组,本文通过倍差估计发现中国对韩国的关税减让使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相对日本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减少,引起了贸易转移效应,并且原产地规则越严格的产品贸易转移效应越小。如果中韩所有产品都采用约束力最小的子目改变规则,2016年和2017年贸易转移效应将增加37%和43%。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不完全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关税数据,通过“倍差法”实证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是由非加工贸易企业驱动,并不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大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和议价劳动收入份额。     

美国反倾销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美国1998—2007年对外反倾销案的动态面板数据,应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考察其关税和反倾销对被诉国出口贸易和贸易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关税和反倾销措施在被诉国和被诉行业中都存在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其中,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最大;比较关税与反倾销措施对被诉国出口的影响,发现美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远大于关税,表明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美国取代传统关税控制进口的重要贸易政策。     

WTO成立以来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研究——基于多边贸易阻力的两阶段引力模型

自WTO成立以来,中国农产品出口遭遇了大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给出口企业、相关农户以及农产品价格稳定带来不利影响。文章通过建立基于多边贸易阻力的两阶段重力模型来定量分析1995～2011年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实证结论显示:不同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具有不同的贸易效应,虽然TBT和SPS均显著减低了贸易广度,但SPS的限制效应要强于TBT,而且,当TBT降低贸易深度时,SPS却能有效提升贸易深度。另外,文章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伙伴分为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比较分析,还对美国、欧盟及日本设置的壁垒进行了比较分析。     

异质性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企业异质性、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分析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理,通过测度企业层面的中间品投入关税和DVAR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企业DVAR的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的影响并不一样。本文结论为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角度重新认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

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追赶国际技术前沿的有效途径,也是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进口贸易利益的来源之一;但在国内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条件下,生产要素与中间品相对价格变小,从而导致包括进口中间品在内的中间品投入种类减小。基于上述判断,本文以中国数据为例,实证研究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对其进口中间品多样化的影响,从而为分析市场扭曲与贸易利益的关系提供一个经验事实。本文认为: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呈现递增趋势,企业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呈现递减趋势;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水平,这一降低作用对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东部地区和一般贸易更明显;而且劳动力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影响大于资本价格负向扭曲;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政策含义是,尽快实现国内要素价格完全市场化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摆脱企业对低工资、低价格的过度依赖而丧失技术创新和模仿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中间品多样化和贸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