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趋势:理论分析与对策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很大 ,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运用现代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发现 ,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机会不平等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等因素都将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因此 ,为缩小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上的差异 ,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经济 ,发展教育事业 ,加强对个人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的宏观调控等对策建议     

“双稳健”宏观政策下税收政策的选择

在“双稳健”宏观政策背景下实行减税政策要把握好减税的力度,既要防止因大量减税而导致税收政策的明显扩张,从而抵消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又要避免由于减税政策力度不够而带来的税收政策仍处于偏紧状态,与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相适宜的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双维度原因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5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过量信贷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则使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金融危机。为保证经济复苏,短期主要国家要一定程度宽松信贷,满足全球必要的流动性,但重要的是长期必须转变信贷投放机制;长期则需采取一系列财政手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地,必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探索创新性制度安排以解决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间的矛盾。     

人口膨胀困境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对策

进入 2 1世纪初的中国 ,人口问题仍然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最大难题。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紧紧抓住人口这个关键环节 ,继续严格控制人口数量 ,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 ,从而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货币的双重属性看货币的流动速度

货币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二是作为分配权力的货币. 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产生于物物交换的时代.由于受到交换物资种类的限制,他们开始寻找一种为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主要是以一些必需品和稀有品为代表.随着交换的深化和交换媒介的竞争,金属以其材质的优越性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币材.之后,随着大额交易的发展和流通中的磨损,金属货币也开始显示出其使用上的不便和贬值等问题,作为金属货币的象征符号一纸币开始出现了.最初的纸币是以黄金为基础的,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两者同时流通,纸币的发行量比较少.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速度空前的膨胀与发展,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对货币演变过程的主流解释,都集中于货币的生产力属性——即作为交换的媒介,通过不断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推动了社会分工与交换的良性循环.     

金融危机警示与宏观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对美国、日本和新兴市场的几次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回顾,分析了这些危机背后的共同诱因在于: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结构性缺陷和资产过度投机.中国目前在短期内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虽不甚大,但亦受到上述三方面因素冲击带来的宏观管理挑战.因此,有必要通过稳步推进市场化、适度政府干预和宏观协调,来防范我国潜在的金融不稳定风险.     

全球流动性膨胀的历史和逻辑

当代的全球流动性膨胀根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黄金非货币化为美国向世界提供大量美元敞开了大门,美国通过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外提供美元流动性.全球流动性膨胀可分为三个层次,美国增加一美元的对外债务,将导致世界扩张大致两到三倍的流动性.中国作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国,全球流动性的输入直接导致了人民币面临国际贬值、国内升值的双重压力.     

我国双顺差成因分析

笔者利用实证模型检验,得出我国外部失衡根源于内部经济失衡:首先,以贸易部门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比例过高导致贸易顺差增大;其次,收入分配失衡导致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进一步刺激双顺差的形成;最后,金融结构失衡导致企业储蓄率居高不下,也是双顺差增大的重要成因。因此,要调整外部失衡,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份额,扩大内需;完善金融市场,以实现国内储蓄向投资的有效流动。     

浅议利益分配不均与合理分配秩序的建立

利益分配不均是当前我国社会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瓶颈，解决与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长远进步。利益分配不均在目前主要表现为非法获利现象尚未得到有效的抑制，利益关系严重失衡，新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发生作用，由此引起社会矛盾突出和不安定因素增多。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同时现行制度不健全、改革不配套和渐近式改革中寻租现象的存在也是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重要原因。缺乏公平和正义，社会秩序不能维持，而只有确立了合理的利益分配秩序，才能为其它的经济运行秩序提供牢固的基础，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协调发展。     

双目标货币工具规则的最优设定与选择

基础货币、短期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两种工具与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这两种货币工具来分别设定满足双重目标要求的货币政策规则.在规则约束下,利率对通货膨胀偏差的反应程度要高于经济增长偏差,而基础货币对经济增长偏差则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基础货币规则能够实现逆经济风向调节,而利率规则却表现出顺周期调节特征.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目标时,可在规则中将两个目标值设定为点或区间,由于点目标在操作中缺乏灵活性,所以,适宜将目标设定成一个区间.在货币工具规则的选择上,基础货币规则要比利率规则更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规范.     

扩大内需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扩大内需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结构会有哪些影响?能否依靠扩大内需更好地带动就业增加、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既实现经济结构转变,又实现就业和收入分配调整,从而更好地协调宏观调控政策和目标?本文利用2007年中日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分析测算了中国国内需求对就业和劳动者报酬、税收和营业盈余①三者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如果要从根本上确保劳动者报酬比重提高、实现“十八大”报告中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还需要出台能够直接带动劳动者报酬增加的政策措施.     

经济新常态下收入分配改革的挑战、机遇与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收入分配改革面临重要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济驱动力转变会引发新的矛盾,给收入分配改革带来一定压力;另一方面,经济新常态迫切需要收入分配改革形成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激励创新的分配机制。收入分配改革必须立足于经济新常态,注重改革的可行性和渐进性,形成经济适度增长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相互促进的局面。着力点应放在完善市场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机制、提高"两个占比"、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     

中国"超额货币"成因的进一步检验

中国的超额货币一直是理论界颇有争议的话题,因而关于超额货币成因的理论假说有很多种。基于对以往的理论假说进行总结与质疑的基础上,利用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对交易方程式进行调整,并利用中国1991-2003年的数据对调整后的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的变化是导致中国超额货币存在的主要原因。     

中国应对信用膨胀的政策选择

信用膨胀即便不以危机告终,也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通过全国31个省域的经济、政策数据对信用膨胀的影响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促使信用膨胀尤其是恶性信用膨胀发生和危险增加;赤字财政政策会促成恶性信用膨胀的形成;紧缩货币政策会遏制恶性信用膨胀的形成。但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缺乏效力、财政政策效力有限、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故在当前信用扩张机制初显端倪的情况下,短期内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长期则应寻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以使得恶性信用膨胀能够得到有效抑制,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挑战与抉择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倘若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对依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全球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中国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则会为其他发展阶段比中国低的国家展示美好的发展前景。尽管面临人口红利衰减、投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收入分配拉大和环境资源约束增强等挑战,但由于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阶段、区域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未来10～15年我国经济保持7%以上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较小。未来我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是高收入之墙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善分配、优化结构、鼓励创新和保护环境,而实现这四大政策目标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社会转型。     

中国财产性生产要素总量与结构的分析

本文从使用形态和所有者权益两个角度估算出了中国的资本总额及资本的使用结构和所有权结构 ,指出了中国目前对财产性生产要素及要素收入的核算中存在的缺陷 ,并进而考察了资本的收益率和资本收入的流向 ,从而说明了财产性生产要素在中国的配置状况及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个人收入分配的选择之道

收入分配关系到一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传统的分配理论关注的是个人拥有的资源禀赋和国家政策与个人收入的关系,将收入分配看成是不受个人影响的因素决定的,忽视个人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本文试图从个人的信息量的不平衡、需求偏好、风险偏好以及决策后形成的扩散效应来分析个人选择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