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资本配置与区域碳减排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发展”两个维度构建中国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基于资本配置视角,以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关系以及产业间、城乡间和非农部门内资本配置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不同维度的减碳效果及传导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碳减排效应,且在高碳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减碳”效果更强。从作用路径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优化产业间、城乡间和非农部门内资本配置有效抑制了碳排放。这一研究结论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发展”两个维度均适用,但“数字基础设施”对碳减排的赋能效果更加明显。本文从把握数字经济降碳机遇、重塑产业间要素互动新秩序、积极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0—2018年中国工业各行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效率提升效应与合作协同效应,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进而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具有行业和区域异质性,低耗能、低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表现为显著负向线性关系,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东部地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数字减排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递减态势。因此,应着力推动工业生产过程数字技术应用,行业间排放数据共享与传递,建立效率提升与合作协同机制,分阶段、分区域推进工业尤其是高耗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有序实现碳中和提供数字助力。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外资引进管控力度达到促进碳减排目的。因此,在加快推进“数字强国”战略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可达性:能源政策与经济发展

2009年11月,中国国务院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之上将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0%～45%。这一目标能否达成对于中国以及全球抵御气候变化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分析我国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系统梳理到目前为止我国所制定和实施的能源政策,并结合情景分析预测了我国能否达到既定的碳排放强度削减目标。结果表明,我国实现减排目标是乐观的,但仍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导向。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对我国下一阶段的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了相应建议,即加大科技支出,继续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先进生产技术应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能源价格市场化进程。     

发达国家低碳减排的驱动力分析及中国的现状

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与国内增长方式转型叠加在一起,凸显了我国高排放、高能耗经济模式与低碳理念间的矛盾。同时,以煤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能源结构,注定了我国二氧化碳减排的压力巨大。尽管低碳经济困难重重,减排能力相对不足,但是我国并不缺乏减排的政治意愿。通过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动因分析,并与我国现实状况相结合得出:结构调整是节能减排的根本途径,科技进步是节能减排的关键所在,完善法制是节能减排的重要保障。     

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生产效率吗

我国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发展程度如何,数字化技术应用是否改善了生产效率,这些问题有待讨论和进一步确认。本文设计了包含数字经济的五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引入数字经济效率系数,并将其作为判断数字经济是否改善生产效率的标准。基于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效率系数逐年上升,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结合现实基础和理论机理的分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通用性的提升是改善生产效率的关键,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经济融合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展、数字经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不断完善。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研究

数字全球价值链作为数字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深度应用，既是数字贸易概念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延伸，也是国际分工对象与国际分工方式数字化的重要表现，为经济韧性增强注入新动能。为揭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先从理论层面展开系统论述，然后采用2011—2020年190个国家与经济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可直接促进经济韧性增强，也能通过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集聚水平、创新能力间接促进经济韧性增强。（2）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技术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促进经济韧性增强的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积极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高质量人力资本供给的政策建议。     

碳排放与碳减排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

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主流科学界对此达成的共识及其激发的国际政治响应,推动了经济学界对碳排放与碳减排问题的研究,本文着重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能源与碳排放约束的绿色生产率与效率、碳减排机制与政策等方面的经济学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因素解析法虽能识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其考察的因素具有局限性,多元计量分析弥补了因素解析法研究的不足,基于生产前沿的生产率与效率评价模型为低碳发展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宏观经济模型能模拟复杂经济系统中碳排放及碳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有关碳排放与碳减排的多视角研究有待完善,基于企业与居民行为的微观经济研究仍需深入。     

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特征;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种渠道促进绿色能源效率提升;门槛效应发现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门槛效应,当超越门槛值时对绿色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开始凸显。由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建议要着重提升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挥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进而提升全国绿色能源效率水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绿色债券、碳减排效应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绿色”和“金融”双重属性,其发行能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目前较少有学者研究。文章从宏观视角对绿色债券的碳减排效应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了绿色债券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债券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并且该效应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地区更明显,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绿色债券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环保投资水平；另一方面,发行绿色债券有助于提高发行主体的社会关注度,从而促进其更好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3）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债券有助于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的研究不仅证实了绿色债券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与加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转变的同时,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选取2012—2021年ADB MRIO数据库中62个国家样本数据,从互联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应用三重视角出发,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要素一体化是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重要途径;(3)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因行业生命周期和目的国(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最后,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可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双碳”目标下,如何促进节能降碳成为当前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碳排放量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以中国26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次,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是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可通过地方政府竞争的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会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能源丰裕程度的不同、城市创新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能源丰裕度低的城市以及高创新投入城市,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数字经济发挥减碳效应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应进一步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我国低碳发展增添动力。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机制识别与空间溢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选取2011—2021年中国工业投入产出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显著驱动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行业、西部地区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业碳排放效率的赋能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生产效率、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是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的主要作用路径,且工业生产效率的中介效应更强。鉴于此,应当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制定针对性创新机制,推动工业体系智能化升级;促进“AI+工业”深度融合,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以推动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     

碳减排与减排经济学

化石能源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还带来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面对由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引发的不断加剧的全球变暖，人们意识到在节能的同时还需要减排，减排成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由于排放空间具有公共品属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减排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如何规避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可持续减排，以及如何将经济发展轨道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换、实现经济发展“碳中性”。     

广东省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研究

本文利用广东省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LMD分解方法研究了广东省近年来的碳排放的趋势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促进广东省碳排放提高的积极因素，而能源结构以及能源效率的变化是其抑制因素。能源效率在研究期间是抑制广东省碳排放的主要根源，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一直未能充分发挥，从而导出今后作为影响能源结构的产业结构优化是减少广东省碳排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战略抉择

以因特网为标志、广泛渗透于高科技领域的数字革命浪潮,带来比工业革命更快、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且成为支撑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数字经济的出现,孕育了新的消费模式,推动全球产业整合与升级,催生出新的生产模式。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应该积极完善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企业经营模式和市场环境,加快企业和市场的数字化创新步伐,建设服务型数字政府,平衡数字资源,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     

数字普惠金融与碳减排——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已在居民收入、消费和创业等微观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模式。基于2014—2017年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随着县域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强度变化;具体而言,减排效应在我国东部、物质资本投入较高、人口规模较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产业发展层面的结构调整效应、地方政府行为层面的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削减效应以及企业发展层面的技术创新效应实现碳减排效果。拓展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县域间碳排放不平衡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区域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未来,政府部门应该继续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型数字技术手段充分运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继而助力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