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发挥碳市场减排工具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气候治理体系中重要的市场机制工具,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对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指令型和财税型减排工具,碳排放权交易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近年来,我国以《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框架,不断致力于推动符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步完善。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机制识别与空间溢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

随着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内外低碳发展需求均愈加强烈。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低碳转型,控制碳排放,出台相应减排措施。2021年,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重大部署,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其中,推行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影响最大、最具市场调节作用的方式。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制度创新,对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意义重大。因此,研究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并对碳市场在全国进一步推广做出展望。     

碳中和进程中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能源系统,化石能源占比为84%,碳中和目标要求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届时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达80%以上。本文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对2030年的碳达峰情景进行了分析。一般将碳中和简单理解为能源结构调整,分析结果表明：2030年碳达峰的峰值既取决于清洁能源发展,也取决于能源电力需求增长,需要通过平衡清洁能源发展速度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以控制碳排放峰值。碳中和背景下的经济高质量增长要求实现“双脱钩”:经济增长需要尽可能与化石能源消费和能源电力需求增长脱钩。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涵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碳中和系统性方案,并进一步讨论了可行的市场化手段以支持方案的实施。保障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是经济清洁低碳转型的基本原则,也是能源系统转型的主要挑战,因此需要先立后破,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煤电退役和低碳转型之路。     

低碳经济转型的轨迹与路径:中日韩的比较及启示

低碳经济转型是一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逐渐脱钩的过程。本文以GDP碳排放强度为切入点,分解了GDP碳排放强度的两个因子——能源效率、能源碳强度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程度,并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韩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的背景,比较分析三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轨迹和驱动模式,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启示。     

“双碳”目标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机制、趋势特征及对策建议

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通过改变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和技术创新、资源要素配置等全要素生产率等两大机制、三条途径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碳达峰时间过早对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约束,碳达峰节奏和方式也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果。应统筹好碳减排和稳增长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减碳降碳节奏和力度,先立后破,加快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应用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深层次系统性变革,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未来应发挥好氢能“碳中和”生力军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近年来,我国能源行业实现快速发展,已成为碳排放的主力军。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更好适应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能源行业面临的新课题。     

山西能源革命与碳达峰碳中和有效衔接研究

山西能源革命与碳达峰碳中和均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完整的逻辑体系,两者都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推进能源转型示范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持续深化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是探索能源转型调整、推动清洁低碳发展的科学路径,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基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统筹能源及相关领域的各类关系,并成为山西能源革命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引。两者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存在密切关联。积极稳妥推进山西能源革命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在理念维度上价值转向,在体系维度上规范协同,在机制维度上融合引领,在保障维度上倾斜支持,以实现两者在方向、进程与效果的有效衔接。     

低碳经济的国际和国内影响因素分析

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但在如何实现低碳发展问题上各国有不同的路径。从国际来看,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石油消费结构、煤炭消费结构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从国内来看,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相关。     

贡献量和敏感度双视角下云南省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控制研究

高耗能行业是碳排放的主力军,控制其碳排放是实现中国碳排放达峰以及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在传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敏感度来表征减排效率,从规模效应(人口、经济发展)、结构效应(工业化率、能源结构、行业结构)、技术效应(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三种类型的七个影响因素出发,研究2006—2017年各影响因素对云南省高耗能行业碳排放的贡献规律和敏感程度。结果表明:(1)云南省高耗能行业能耗和碳排放集聚现象明显,各行业碳排放规律存在行业差异,但达峰节点存在趋同性;(2)碳排放影响因素整体上以经济发展、工业化率和人口规模为增碳的正效应,能源强度和行业结构表现为减碳的负效应;(3)在三个五年规划期内,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敏感度呈现明显的规律性,表现出了从混乱到有序的过渡,最敏感的因素实现了从能源强度向碳排放系数的转变。     

碳达峰倒逼高耗能行业转型的经济影响评估--以陕西省为例北大核心

高耗能行业碳达峰是实现全社会碳达峰的前提。论文通过构建国家—陕西两区域CGE模型,设计基准情景和三个减排情景,评估碳达峰目标的倒逼机制作用对宏观经济及产业部门的影响。研究表明:碳控制政策能有效控制碳排放增速,三个减排情景于2029年实现碳达峰,能源消费总量达峰时间滞后于碳达峰。相比基准情景,全行业实施碳控制政策导致GDP损失1.20%;只限制高耗能行业实现碳达峰目标,投资结构优化弥补产能的缩小,GDP损失仅为1.06%。高耗能行业实施碳交易政策能优化配置碳减排空间,进一步缓解0.23%的GDP损失。通过集中管控高耗能行业碳排放,促进高耗能行业提前实现碳达峰,可有效降低全社会碳减排成本,支撑能源大省完成碳达峰目标和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测算与行业碳达峰预测

本文从边际减排成本入手，对中国工业各行业减排空间与碳达峰进程进行考察。在采用方向距离函数非参数估计方法测算1997—2019年中国工业行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基础上，对2020—2030年中国工业各行业边际减排成本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研判了目前发展趋势下工业各行业碳排放达峰进程，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估算期内中国工业各行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均有明显上升，但各行业上升速度和减排空间存在较大差异。预测结果显示，现有发展趋势下我国大部分工业行业可在2030年按期实现碳达峰，部分重工业行业需加快转型速度。行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对各行业边际减排成本具有显著影响，为控制减排成本、加快碳达峰进程提供了可行思路。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3)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能源低碳化转型吗？——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经验证据

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逐渐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以互联网为载体驱动能源市场结构性变革已成为“双碳”目标下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的主要方向。本文选取2006—2019年全国2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围绕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低碳化转型的整体效果、作用机制和有效边界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显著提高了城市综合能源碳排放效率和净能源碳排放效率,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加速能源低碳化转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通过释放绿色创新驱动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金融科技赋能效应推动能源低碳化转型,但能源市场整合效应效果发挥受制于能源行业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对能源低碳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和经济发展大规模城市,并且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效应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完善的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本研究为实现“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也为加速能源低碳化转型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碳减排政策的模拟分析——基于中国能源CGE模型的研究

通过构建中国能源C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碳税和碳排放变量,细化出能源部门,并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主要能源作为生产要素,设定节能减排基准情景,针对碳减排、碳税和能源结构调整这三个不同的能源政策对经济发展以及碳排放的冲击效果进行了模拟分析.模拟结果表明,单一的能源政策总有不足之处,要么减排效果欠佳,要么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因此国家应该将减排政策系统化,构造一个适应现实需要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     

工业“双碳”浙江如何有序推进？

<正>工业“双碳”当把握好推进力度、速度和进度,优化全社会预期管理,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新兴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化转型,扩大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加强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研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全面重塑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结构和区域发展格局,对于我国形成更具可持续性、包容性和韧性的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逐渐恶化,碳减排已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积极推动经济低碳转型,采取措施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企业作为碳排放的主体,其碳信息披露有利于碳减排政策的落实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选取典型高碳行业（火电、钢铁、建材、石化、有色金属）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2019—2021年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逐步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各个企业差异较大。对此,政府层面要建立碳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及运用财税政策,企业层面要主动构建碳排放管理系统及完善碳排放绩效考核机制,社会层面要培养消费者低碳理念,从而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熊华文 从源头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协同增效

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增效策略,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应对气候变化的职能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转入生态环境部以来,我国继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协同作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协同增效过程中,取得了哪些成效?未来如何继续发力?为推动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目标和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能源转型变革之路怎么走?有哪些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在2020年12月10日举办的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CCAPP)2020年度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熊华文以"加快能源转型变革,从源头推动气候变化与空气质量协同治理"为题发表主旨演讲,现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区域异质性视角下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作为应对环境恶化，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措施之一，绿色信贷近年来发展迅速。理论方面，研究提出绿色信贷主要通过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和信号传递四种效应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实证方面，基于国内29个省域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并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研究了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整体上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相比中西部地区，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的节能减排效应更加明显。     

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利用2006—2019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定阈值后,其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发挥持续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需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正确引导人工智能在碳减排领域的研发应用,针对不同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