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3年数据,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区县不同时间上的差异,在分别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工资、就业的影响后,本文重点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员工的雇佣工资显著增加6.6%,被雇佣概率下1.2%,但在10%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2)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加1.86个百分点,且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主。对工资收入处于最低25%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是显著增加3.03个百分点。(3)综合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以及进入劳动市场后就业概率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16—55岁已婚女性中就业个体的占比显著增加2个百分点。(4)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中年、低教育水平或来自西部地区的已婚女性。在劳动供需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形下,通过激活劳动力存量,上调区县最低工资标准对短期内缩小中国劳动力供需缺口有重要作用。     

我国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截断回归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正相关,女性受教育程度是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城镇已婚女性年龄与其劳动供给之间呈负相关.丈夫月收入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呈负相关.家庭中六岁以下孩子的存在作为已婚女性减少市场劳动时间的决定因素是不显著的.     

代际支持、女性劳动供给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收敛−基于性别分工的视角

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年深日久,但相比世界很多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反而很高、性别工资差异也较低,中国文化中长期承袭着父辈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传统可能是缓解女性劳动供给约束的重要动因.文章构建考虑父辈代际支持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父辈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对子女,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父辈的时间支持明显缓解女性劳动参与的时间约束,提高其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但没有发现对男性有显著影响,故有利于性别工资差异收敛;而父辈的经济支持均未发现对子女的劳动参与和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此外,对城乡进行区分后发现,父辈时间支持对城镇女性的作用比农村女性更强.文章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和性别工资收敛性的理解,对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也有一定启示.     

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明朝至1990年各个城市的族谱数据测度宗族文化,并构建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KZ指标,研究后发现,地区内的宗族文化越浓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信任、信息交互和道德规范是三条潜在的影响路径,并且在经历行业危机的冲击时,前述影响更明显。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更多宗族成员参与企业的股权融资,企业可以依托宗族从上下游获得更多商业信用,但并不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信贷支持。并且发现,对于在当地拥有较大宗族势力以及在本地经营的企业家而言,宗族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结构变迁会削弱宗族文化的影响。最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更低。     

宗族文化与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宗族文化浓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但是,研究宗族文化和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文献还很少.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文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关系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和股权激励是两条潜在的影响路径.分组检验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在民营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家族企业中更明显.研究还发现,宗族文化也会显著地抑制企业创新产出.本文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证明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发展存在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消极影响的另一面.     

控制方式、经理人创新行为及创新方式选择

从企业家领导创新活动的角度出发,研究股东对经理人的控制方式如何通过经营者创新行为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方式选择.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调研数据对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基本结论是:信任控制对经理人的直接创新参与和间接的创新文化营造有正向显著影响;契约控制对经理人的直接创新参与有负向显著影响;经理人直接创新参与程度越高,越积极地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突变创新;股东对经理人的控制方式通过经理人创新行为对技术创新方式产生影响.     

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

中国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的比例显著提高,对于增进家庭收入、减少贫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女性在家庭中的双重身份——挣取收入者和照看孩子的主要人员出发,其劳动模式和供给行为的改变对于下一代福利的影响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确定的。本文通过将农村地区妇女的劳动供给状况进行区分,就其劳动参与行为对孩童健康状况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母亲额外单位的劳动时间的增加对孩子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同样的母亲非农劳动时间的增加对于孩童健康的负面影响大于农业劳动时间增加的影响程度,而母亲收入增加对孩子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边际效果分析表明母亲收入增加对孩子健康的正向影响难以抵销劳动时间增加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孩子性别不同所受到的影响亦不同,女童相对而言处于健康的劣势地位。虽然母亲的劳动供给有助于缩小孩子营养状况的性别差距,但却是以所有儿童的健康状况下降为代价的。研究结果预期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家庭照料与城镇女性就业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女性在家庭劳动与职业劳动之间的角色冲突日益凸显。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NHS)数据及面板数据分析和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了老人家庭照料责任对城镇女性职业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以期为女性就业、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照料老人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长时间、高强度的照料活动。与无照料责任的女性相比,与父母(公婆)同住、有照料责任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将下降0.215;高强度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将下降0.695。     

延迟退休年龄下隔代抚育与劳动参与的抉择*——基于工资收入随机性假定的研究

隔代抚育会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促进劳动力供给上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在工资收入随机性的假定及延迟退休5年的情景下，模拟了面临孙辈照护需求的女性临近退休者提前退休所产生的福利变化。进一步，本文采用CHIP和CHARLS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不同群组的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进行了估计，继而分析了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这些收入特征对退休决策者制度退休和退休后劳动参与抉择产生的影响。总体上，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下，隔代抚育将对女性劳动力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女性临近退休者的制度退休抉择主要受自身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的影响，收入增长率越低，或收入风险越高，她们提前退休的意愿就越强烈；制度退休后的劳动参与则更多地受子女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子女收入增长率越高，劳动参与的概率越低。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1991—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为父母公婆提供家庭照料对女性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照料活动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提前退休决策之间存在内生关系;每周提供20小时以上高强度照料会使女性难以兼顾照料和工作,产生"门槛效应",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7.31%;对于仍然劳动的女性,照料责任会使其每周减少劳动时间2.8—4.8小时;每月劳动收入减少7.21%;对于45—49岁的城镇女性,家庭老年照料并没有显著提升其提前退休的概率。此外,照料责任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在居住安排和劳动力自身竞争力方面存在异质性。据此本文推断,家庭老年照料对于女性劳动力供给产生抑制作用。这些经验发现为今后我国制定家庭照料者支持政策及劳动就业政策提供了依据。     

代际依赖、代际支持与女性劳动参与——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劳动参与率是反映就业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自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以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基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全国抽样调查数据(CFPS),采用Logistics方法,从代际依赖和代际支持两个维度分析可能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代际因素.在代际依赖方面,父母和孩子的经济依赖都有利于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父母的...     

非正规就业人员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情绪耗竭和超时劳动的视角

与正规就业相比较,劳动者选择非正规就业的重要理由是其工作自主性.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来说,工作自主性是否能带来体面劳动感知,工作自主性对体面劳动感知影响过程中存在哪些关键变量,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实证结论.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本研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对上述猜想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工作自主性对体面劳动感知有显著正向作用;工作自主性显著负向影响情绪耗竭;在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情绪耗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超时劳动负向调节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的关系,即超时劳动越严重,工作自主性对体面劳动感知的正向影响越弱;超时劳动在工作自主性和情绪耗竭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通过对正规就业人员与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对比分析发现,与非正规就业人员相比,正规就业人员工作自主性对情绪耗竭起着显著正向作用,超时劳动正向调节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的关系.     

试论城镇女性的教育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

自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发生了显著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变量,既有促进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一面,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面。一方面教育能够增加女性的工资收入,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议价能力也会不断提高,这又使女性乐于享受家庭生活,倾向于不参与市场劳动。     

多孩生育政策抑制了女性就业吗——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研究

生育政策调整与女性就业的关系是当前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单独二孩政策的外生冲击,评估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检验生育多孩与女性就业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1)单独二孩政策使单独夫妇生育二孩的概率显著增加2.3%,但政策效应主要集中于34～39岁和高学历女性群体。(2)单独二孩政策并未显著降低政策目标女性的劳动参与,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也不存在年龄和学历上的异质性。(3)相比于非独生子女夫妇,单独夫妇与父母公婆同住的比例明显更高,这可能是政策未显著降低单独女性劳动参与的原因。此外,幼儿园等公共照护资源供给与祖辈同住存在互补效应,因而也能抵消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冲击。本文的研究表明,生育二孩并不必然抑制女性劳动参与。但要实现女性生育与就业的协调,需要有可替代的家庭和公共儿童照护资源做支撑。     

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

人口城市化和城乡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研究宗族文化对移民城镇就业的影响,考察传统社会资本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大姓占比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研究了作为社会资本的宗族文化与移民就业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有重要影响,它显著提高了移民进入低端服务业的概率,但没有提高移民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概率,说明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资本在低端服务业中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对高端服务业发展则影响有限,这些结论在控制了城市间物理、行政距离和迁出地经济社会信息后依然成立。结合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12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和个人跟踪调查数据对其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并非简单地通过同姓之间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影响移民就业,信任才是关键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以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城乡融合不能仅依托于传统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契约社会下的信任文化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老年父母照料家庭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多代直系家庭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是我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特征,因而老年人在家庭照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文章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并实证分析了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及料理家务活动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显著提高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6.3％,女性提高了14.3％,并且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幅度远大于男性.此外,隔代照料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而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上,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就业能力和工作性质的差距是异质性产生的重要原因.文章从老年人影响青年人劳动力供给的角度,验证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女性为何有条件更加“勤劳”.     

"家里有房,工作不慌":父辈住房财富与青年子女劳动参与

青年"劳动参与率低"和"过度热衷体制内工作"对国家经济发展并非益事.文章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探究了父辈住房财富与青年子女劳动参与和就业选择的关系,解释了青年子女劳动及就业选择差异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父辈住房财富对青年子女的劳动参与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参加劳动的青年,父辈住房财富会提升他们选择体制内工作的可能性,并减少其劳动供给时间.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父辈住房财富对女性青年的劳动参与影响更大;同城父辈住房财富影响效应明显更强;区分学历看,父辈房产财富对高学历青年的劳动参与负向影响较小,对非重点高校学历青年选择体制内工作的正向影响更大.最后,机制分析表明,父辈房产主要通过"代际财富传递"和"子女继承期待"两大机制影响青年子女的劳动参与及就业选择.文章的研究对政府坚持"房住不炒"、推动出台房地产税,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正>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为就业创造了更多机会,而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处于下降趋势,解决女性就业问题是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为了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女性劳动参与,     

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联立估计

本文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了联立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市场工资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8.70%和5.50%;工资、教育年限、党员和户主身份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年龄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具有负向影响,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157和0.067.因而,实施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劳动参与和提升工资水平,有助于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