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政策背景下金融的历史使命与着力点选择——基于商业银行的视角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当前,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必须实现经营理念的根本转变,找准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的金融坐标;加强产品创新,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中低收入群体财富积累速度;持续优化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区域间、行业间财富增长的协调;强化风险管理,普及金融知识,减少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投资损失;承担社会责任,创造共富环境,不断丰富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通过构建为共同富裕发展服务的金融体制与机制,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实现全体人民收入水平的共同提升,同时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的金融使命

<正>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我们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战略安排。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的重大问题,     

数字金融素养能否助推家庭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富裕程度以及富裕程度差异的影响,可视化共同富裕目标,并深入挖掘其内在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素养对于家庭富裕程度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家庭间的富裕程度差异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形影响;从众投资与理性投资在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富裕程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金融监管在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间富裕程度差异的影响中发挥减缓其非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应对数字化发展浪潮,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税收究竟该如何助推共同富裕?北大核心CSSCI

税收究竟该如何助推共同富裕?由于关注收入差距,已有研究整体上是结果导向的:税收的作用在于促进共同富裕理想分配结果的实现。但事实上,共同富裕的理想分配结果不可能事先得以确定。与此同时,由于幸福、富裕都是奋斗出来的,为了给个体的自由选择留下应有的空间,理论上也不应该事先去确定共同富裕的具体结果。在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税收政策选择及其制度安排应以公平规则的构建为核心使命:基于公平规则的构建来实现富裕,基于公平规则的构建来保障富裕的共同性、公平性。鉴于此,作为结果导向型思路的理论替代,本文从公平规则构建的角度就税收推动共同富裕的规范方式进行了研究。由于关系到税收助推共同富裕作用方式的方向性调整,公平规则构建视角的研究对于切实发挥税收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保险配置能够推进共同富裕吗？——基于1609份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两个维度构建农户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发展指数,基于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736个县（市、区）的问卷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保险配置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型保险对农户共同富裕指数的提升有积极作用;商业发展型保险不利于农户共同富裕指数的提升;两类保险均对共同富裕下设的富裕程度维度有正向影响,对共享程度维度则呈负向影响。本文从保险配置的新视角探究如何推动农户共同富裕,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共同富裕视域下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策略研究

共同富裕指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蕴含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共同富裕是一种既充分又平衡的发展状态,想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发挥服务业在弥合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中的重要作用。生活性服务业既有社会事业属性,又有产业属性,是公共物品和市场产品的组合。要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都离不开生活性服务业的助力。文章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和内涵,并对生活性服务业进行了概述,提出了共同富裕视域下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策略。     

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家庭微观层面的指标测度与机制分析北大核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富裕和共享的有机统一,以金融广化为特征的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基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从收入、财富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构建了家庭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并探究了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且该效应主要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促进家庭创业实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受教育水平较低、非劳动力和不健康人口比例较高的家庭中,普惠金融提升家庭共同富裕水平的效应更为显著,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更高的家庭金融关注度和金融素养能够强化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支持效果。本文为测度中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理解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渠道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税制结构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而税制结构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个人所得税比重的提升能够促进城乡共同富裕,而间接税内部结构的变动则不会对城乡共同富裕程度产生显著影响。税制结构的变动不能同时促进城乡物质共同富裕、公共服务共同富裕以及精神共同富裕,且在整体税负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调整税制结构很难同时提高城镇和农村的绝对富裕水平。鉴于此,我国应适当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维护城乡就业公平;适当提高税制结构中直接税的比重,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为促进城乡共同富裕,除了税制结构需进行调整外,还应该配套施行其他经济措施。     

普惠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63个国家和地区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间的异质性，并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在“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均发挥积极作用，最终提高经济体的共同富裕程度。第二，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在“共同”维度上对收入水平较高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显著，在“富裕”维度上对收入水平较低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显著。第三，有助于创业是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且这一机制在收入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作用更显著。因此，我国应持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以期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制度与政策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本文首先介绍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富裕.本文进一步阐述了税收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结合具体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剖析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在促进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不足.我国税收制度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直接税体系不完善、"税收洼地"引发诸多避税风险、税收征管体制面临多重挑战等方面的不足.最后,本文从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健全直接税体系,提高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规范地方税收优惠,维护财政收入分配秩序;提升税收征管水平,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四个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正在引领中国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已经成为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维度测度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而利用2011—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发展,既具有提升总体富裕水平的“做大蛋糕”效应,又具有推进共享富裕的“分好蛋糕”效应,但目前“做大蛋糕”效应更强。(2)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可加快共同富裕发展。(3)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发展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维度和数字经济高水平发展阶段的赋能效果更明显。上述结论对探索我国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商业保险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正>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全体人民的愿景。实现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富裕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来弥补我国农村在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的短板,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商业保险扶危济困和资源配置的功能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思想相契合,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着力点上有着先天优势。     

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考及建议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途径。共同富裕重在富裕农民,农民共同富裕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所在。现如今,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原因可归集为农民收入低、农民消费负担重、农村空心化现象、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存在差距等因素。基于此,具体可从缓解农民在增收方面的困境和促进不同群体和地区农民共同富裕等方面提出优化措施,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新动能,深刻影响着农民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发挥极大的赋能效应,在“三农”领域推动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进而推动实现农村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需要提升农民金融素养和数字技能以弥合鸿沟;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程来夯实基础;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安全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最后要因地制宜实施不同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助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

文章立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从“富裕程度提高”和“发展成果共享”两方面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以民营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为着力点，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民营经济发展，为“富裕程度提高”贡献非公有经济的力量；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惠及广大农村居民提高“发展成果共享”程度。机制检验表明，民营经济发展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能够在助力“富裕程度提高”的同时带动“发展成果共享”。市场化水平和金融素养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发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前应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制度环境，并充分重视民营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共同富裕”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一个是只有少部分人富裕,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同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对邓小平实施“共同富裕”理论的具体措施。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     

惠民保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究

<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保险的互助共济本质与共同富裕天然契合,在助力共同富裕过程中大有可为。惠民保是由地方政府牵头、保险公司承保的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为解决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低和商业医疗保险保费高等难题、增加低收入群体抗风险能力以及助力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证。     

迈向共同富裕的税制改革思考

共同富裕包含“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做蛋糕”和“分蛋糕”两个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不同。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是体现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制度安排,贯穿三个收入分配环节,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做大蛋糕”方面,税收应以减税降费为抓手,聚焦扩需求、促供给、稳预期,发挥经济助推器功能。在“分好蛋糕”方面,应发挥好税收调节功能,但也不宜过分夸大。下一步,应在完善税制的过程中统筹考虑税收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两个功能。     

“共同富裕”的宪法表达： 自由平等共享与法治国

共同富裕作为高度凝练的政治话语与崇高的道德理想,只有转化为宪法上的权利与义务,进而通过权利、义务与法治的法学话语,才能阐明“共同富裕”的宪法意义与价值,并从纷繁复杂的政治话语中看清共同富裕所蕴涵的宪法意义与价值。因此,共同富裕实现问题必须以宪法为总依据,以宪法上的权利、权力与义务为支撑,构建基本权及其限定的基本框架与方法。“共同富裕”之“共同”在宪法上是表达了全体公民人人平等的价值、原则与权利;共同富裕之“富裕”在宪法上的表达则是公民自由权的保障与实现;“共享”发展理念是实质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共享就由执政党的主张或政策载入《宪法》进而成为宪法原则,借助宪法文本关于“社会主义”“人权”“平等”等宪法条款的规范体系解释,成为一种新型的人权即共享权。实现共同富裕,国家需运用税收、社会保障与财政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权力作再分配,因而这种再分配权作为国家重要的权力必须遵循均等化与法治化的原则,以此确保共同富裕实现方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以慈善信托助力三次分配

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慈善是高尚人格的真实标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参与三次分配并不仅仅是富裕人群的事情,所有有能力参与公益慈善的人都应该加入其中,以行动回馈社会,用行动让世界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