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机制与效应——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的经验考察

以数字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效应为切入点，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阐释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并结合中国省际与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促降作用，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估计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存在跨界减排效应，不仅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通过循环反馈机制降低本地区碳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在要素市场发育调节下，优化禀赋结构和提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北方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显著强于南方地区，且其减排效应仅在城市群内部显著；仅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推动碳减排，数字产业化发展和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是促进碳排放持久下降的动力源泉。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碳减排潜力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新基建、市场分割与区域经济协调

文章选取2013—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法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可明显抑制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提高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可显著促进资源配置能力提升，阻滞市场分割。进一步分析可知，数字新基建发展通过打破市场分割局面，遏制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为最大化发挥数字新基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的能动效应，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多重计量模型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的区域创新能力,且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该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提升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因此,应加快建设均等化数字基础设施、建立区域差异化创新驱动战略、全面推动创新要素开放流通,以实现我国创新强国目标。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

本文旨在测算2013—2019年中国省际层面的平衡充分发展水平，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平衡充分发展的影响效应，探索数字经济是否能够缓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平衡充分发展有积极影响，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该影响在不断加强，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改善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相比较于东部地区和平衡充分发展高水平地区，数字经济在中西部地区和低水平地区的影响更大，说明数字经济对区域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局面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提升本地区的平衡充分发展水平，也同样有助于提高周边地区的平衡充分发展水平。因此，本文为数字经济改善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提供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平衡充分发展的提升路径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抑制研发要素市场扭曲了吗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研发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两类研发要素市场扭曲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且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缓解邻近地区研发要素市场扭曲;研发人员流动是数字经济影响本地及邻近地区研发人员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传导机制,而数字经济通过研发资本流动缓解本地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中介传导作用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于研发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对中西部和数字化低水平地区的研发要素市场扭曲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经济为重要抓手,优化研发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地区性行政垄断与产业过度同构化

数字经济对驱动产业体系重构、范式迁移，建设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构建了数字经济下封闭经济体内省际（省份间）销售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成本变化与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变化及其对产业过度同构化的影响，并对该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利用测算所得的2011—2020年29个省份的产业同构化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产业过度同构化问题，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创新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产业同构化的作用更加显著；相邻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本地区产业同构化程度；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进而降低产业同构化程度。     

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溢出还是虹吸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具有外部性,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它邻近城市的影响究竟是比翼齐飞的溢出效应,还是损人利己的虹吸效应?回答该问题对当前“强省会”战略实施和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从收入产出、劳动和资本投入角度构建理论模型,采用2011-2019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实证检验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城市的影响。结果显示:①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溢出效应显著,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证实该结论成立;②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的南北差距不明显,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东中部地区,中等规模城市的溢出效应明显高于小规模和大规模城市;③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并不能通过分工机制予以解释,而是通过学习机制和共享机制实现。为此,需要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发挥省会城市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原则,构建数字经济错位发展格局;明确省会城市和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定位,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打造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条。     

数字经济如何打破省际贸易壁垒——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国经验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建设有序竞争市场环境、加速要素自由流动，进而跨越行政区划和地理客观因素限制，助力破除省际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国内大循环的健康高效运行。基于此，本文运用价格指数法生成我国省际贸易壁垒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综合形成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弱化效应较为显著，数字经济还能够突破行政和地理客观限制造成的贸易壁垒。本文深入分析、测试和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影响效应，为建设更加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从数字经济角度切入的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机制识别与空间溢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有助于财政收入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对增强地方财政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地方财政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地方财政韧性,且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且由于地区间缺乏统筹协调,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财政韧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需要多措并举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协调的关系,助力地区间财政韧性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中国资源错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改变了市场要素供给结构，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机制。基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多维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使用静态和动态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源错配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要素错配显著影响当前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中国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替换变量和引入工具变量后，其改善效应具有稳健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度等途径间接改善资源错配；(3)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空间效应，能够有效改善本地区资源错配，但会加剧邻近地区资源错配；(4)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能过剩水平较高、资源配置过度地区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较强。研究结论有助于从资源配置视角加深对数字经济红利效应的理解，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改善资源错配现状、释放过剩产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20年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持续上升态势，碳排放强度则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地区差距明显。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促进地区低碳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地区低碳转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同时，数字经济能够推动相邻地区的低碳转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影响地区低碳转型作用机制关注不足的理论缺口，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剖析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空间溢出特征，为地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推动要素市场自由流动,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我国25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显著矫正了市场分割并提升了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而切实促进了统一大市场发展。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和广泛促进市场竞争使得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加显著有效;同时政府有效治理和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显著调节了市场分割水平,使得统一大市场发展更加行稳致远。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具有典型的非均衡异质性特征事实,具体表现在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要素市场分割。本文为数字经济如何促进统一大市场发展进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市场分割与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

省际交界地区一直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囿于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形成了区域发展的“洼地”。本文从行政壁垒阻碍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角度，利用县级面板数据和省际市场分割指数，分析行政区划边界分割统一市场对区域经济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负面影响，且随着市场分割程度的提升而加剧。进一步地，行政区划边界分割统一市场，不利于交界地区产业集中度、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制约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是推动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关键所在。     

数字经济、全劳动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进入深化发展与共享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的驱动作用不断增强,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测度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方法等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全劳动生产率下降,加快劳动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生产性部门向欠发达地区非生产性部门的转移,削弱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主要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并且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存在政策阶段性和动态性。基于此,从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数字劳动者人力资本和强化数字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其对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效率、结构、区域布局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基于全球125个东道国（地区）样本2003—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倾向于投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地区）,而且在那些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自由度特征的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OFDI的作用也更大;Ward系统聚类、自然断点分组结果显示在东道国（地区）,只有较高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才会显著促进我国对东道国（地区）的OFDI的增加;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贸易成本效应、投资便利效应两个重要渠道作用于我国OFDI;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地区OFDI产生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不会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而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