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上市公司金字塔结构类型会影响公司效率吗?——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以2010—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两类代理成本纳入研究框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两类代理成本在金字塔结构影响公司效率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字塔结构的纵向层级、横向跨度均显著降低了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了上市公司效率,两类代理成本在金字塔结构的纵向层级和横向跨度影响公司效率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大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结合创业板实际,从终极控制人利用金字塔结构对公司治理实施支撑行为的角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绩效——基于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沪深上市公司2009—2015年的数据,借助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董事高管责任险、两类代理成本及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险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高管责任险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激励效应和外部监督职能,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第一和第二代理成本;通过对两类代理成本的显著降低,董事高管责任险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     

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黑箱”的分析模式,即从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来反向推断治理机制的作用。本文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两类代理成本在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不同影响路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黑箱”内部的运作机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最终提升公司绩效;第二,现阶段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第三,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制度环境水平低的情况下,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司绩效。第四,国有终极控制权能够更好地解决第一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环境下,终极控制权集中以及国有终极控制权可能在现阶段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部分替代作用。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非CEO高管独立性的视角

本文以2001-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负债不足时,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降低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这种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在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比较严重以及非CEO高管监督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11年我国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持股和股权集中度分别有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股权制衡度在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同时会一定程度上提高第一类代理成本;机构投资者对降低两类代理成本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用管理费用率衡量代理成本时,国有控股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高于其他公司,而第二类代理成本低于其他公司,适度的负债也有助于降低两类代理成本。     

高管超额薪酬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吗？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对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并发现受到超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会弱化其风险规避行为，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中介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未发挥中介作用，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遮掩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创新

在国家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战略导向，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4-2020年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与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用及政府补助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增加中小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且相比较而言在高科技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但只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中发挥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商业模式创新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代理成本的关系,企业业务复杂度在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企业代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代理成本的正向影响在内部信息环境较差、成长性高和注册所在地位于外围城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更显著。本文研究对于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生命周期视角下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动因研究

以2009~2012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发展动态的角度检验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动因。研究表明：成长期和成熟期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管理者代理冲突所致,衰退期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由大股东代理矛盾所致,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由管理者代理冲突和大股东代理矛盾共同所致;成长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主要由融资约束所致,成熟期和衰退期公司投资不足由融资约束和两类代理冲突共同所致,且非国有公司比国有公司面临更加严格的融资约束。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终极股东特征、公司多元化与融资约束

理论研究表明公司多元化经营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有助于缓解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不同的终极股东特征可能由于代理问题或由于加强内部资本市场功能而减弱或增强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的作用。本文以2004～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考察不同终极股东特征下,非国有控制公司与国有控制公司多元化经营战略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的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当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不偏离,或者当终极股东控制链层级较多时,非国有控制公司多元化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显著强于国有控制公司。然而,当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偏离,或者当终极股东控制链层级较少时,国有控制公司多元化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并没有显著强于非国有控制公司。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公司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方面,它对公司代理成本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对1990—2003年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表明,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负债融资比例、法人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不显著负相关;国家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较显著正相关。这些研究结论表明,资本结构对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所衍生的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本文以2004～2008年1378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对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要比非家族上市公司低35%以上:(2)在我国两类代理冲突都会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族控制加剧了第一类代理冲突而非第二类代理冲突并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     

对外担保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结合对外担保广泛存在的现状,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风险转移理论和代理理论,从创新资源和创新意愿两个维度,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对外担保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对外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该作用依然存在。进一步剖析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一方面,对外担保通过提高债务融资成本和增强融资约束,迫使企业削减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对外担保还通过提高大股东代理成本和降低股权激励力度,削弱大股东和高管的创新意愿并最终减少企业创新投入。     

金融发展、产权性质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融资约束理论及企业异质产权结构导致的融资约束差异和代理成本理论,从产权性质视角实证研究中国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减轻非国有控制企业的融资约束,反而强化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的融资约束差异,政府对国有控制企业的"父爱情结"拖累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国有控制企业不断获得扶持性信贷补贴,其投资效率没有明显提高;而非国有控制企业的信贷融资约束日益严重,投资效率持续下降,导致其投资效率低于国有控制企业,形成"双重效率损失"的现象。两种产权性质的企业都没有达到资本配置效率最优化。     

社会信任与企业代理成本:"紧箍咒"还是"庇护伞"?

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上市公司行为决策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借助中国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社会信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是纵容代理成本的"庇护伞",即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代理成本越高,社会信任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企业代理成本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检验二者传导机制,发现经理人的职业忧虑在社会信任与企业代理成本的正向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对企业代理成本影响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企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为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内部控制对企业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的治理环境下,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能抑制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更能抑制代理成本和提高代理效率,在控制了内生性的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发现,在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对抑制代理成本的作用更明显。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现金股利政策与代理成本

以2008—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实证考察现金股利政策对两类代理成本作用效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两类代理成本均越低,体现了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引入董责险作为调节变量后,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进一步扩大,两类代理成本进一步降低,验证了董责险的外部监督假说,并在实证层面为上市公司治理提供经验数据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