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合作与价值链低端困境破解——基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视角

文章将表征科技创新转化体系的产学研合作与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产学研合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加工贸易占比下降与国内中间品的附加值效率上升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因此,可以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来破解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困境.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受到产学研合作的显著影响,而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所有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产学研合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表明,产学研合作显著提高了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专利类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集聚对地区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且在经济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提升效果更好.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集聚带来的促进效应并不理想,而在长江下游地区和上游沿江中心城市则提升效果显著.同时,经济集聚有助于提高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存在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向高附加值一般贸易企业转变的可能.机制检验表明经济集聚是通过促进地区信息化发展和国内中间品投入比例的提高实现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增加.此外,地区经济集聚有助于推动国内中间品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企业国际化参与度.就外部性影响来看,要素市场的成熟和市场服务的完善也有助于强化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促进效应.     

宏观替代弹性、国内生产率与进口种类利得纠偏

基于2006-2016年中国与124个进口来源国(地区)数据,证实了中国国内产品种类与进口产品种类的替代性,考察了阿明顿(Armington)宏观替代弹性、国内生产率对进口产品种类利得的影响,测算了中国工业品贸易利得的偏误.结果 发现:在中国国内产品种类与进口产品种类具有替代性的条件下,中国国内生产率会放大贸易成本对进口产品种类的影响;Armington宏观替代弹性越高,贸易成本对进口产品种类的影响越大;中国工业平均贸易利得被高估12％,国内生产率导致的平均贸易利得被高估9％;从行业结构看,有12个行业的进口利得被低估或高估,其中"煤炭"贸易利得被高估3～5倍.因此,应科学判断进口产品种类利得,不断提高国内生产率.     

进口产品种类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将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统计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企业层面研究了进口产品种类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产品种类增加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加工贸易进口产品种类增加、高技术行业进口产品种类增加、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增加、西部地区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机制检验表明,进口产品种类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据此,政府应继续推进进口贸易便利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扩大进口产品种类;同时,企业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企业对进口产品种类技术外溢的消化吸收能力和竞争意识。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贸易附加值

本文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贸易方式选择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附加值的影响机制。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使用倍差估计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出口贸易附加值率,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尽管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降低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贸易附加值率,但它同时也通过促进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参与显著地提高了行业总体的贸易附加值率,并且正向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表明,贸易自由化与出口附加值率提高并行不悖,这为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供重要启示。     

企业加成率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企业加成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企业加成率对其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加成率的提高,企业的DVAR也会相应提高。而进一步对不同企业类型的比较分析显示:加成率的提高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非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本土企业、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同时加成率的提高只会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DVAR的增加,并不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DVAR产生显著影响。     

环境立法管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数据研究了环境立法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立法管制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分析证明：一方面,加强环境立法管制的“成本效应”促使直接受约束的企业寻找其他可替代要素。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对污染型资源的依赖程度。“创新效应”通过改变企业生产效率影响企业成本加成。这两种效应均影响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另一方面,环境立法管制提高了本国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生产率下界,使间接受约束的企业改变定价策略,进而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表明,地区严格的执法力度有助于扩大环境立法管制对污染型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积极影响。     

环境立法管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数据研究了环境立法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立法管制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分析证明：一方面，加强环境立法管制的“成本效应”促使直接受约束的企业寻找其他可替代要素。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对污染型资源的依赖程度。“创新效应”通过改变企业生产效率影响企业成本加成。这两种效应均影响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另一方面，环境立法管制提高了本国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生产率下界，使间接受约束的企业改变定价策略，进而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表明，地区严格的执法力度有助于扩大环境立法管制对污染型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积极影响。     

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制度环境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在企业层面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倒U型关系，即随着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当要素价格扭曲达到一定门槛值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第二，要素价格扭曲因企业贸易方式、技术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异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现不同特征。其中，一般贸易企业、高技术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在较高的要素价格扭曲水平下，才会达到拐点位置，从而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第三，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投入比例是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因素。要素价格扭曲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其会降低企业成本加成率，提高国内中间投入比例，进而阻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四，制度环境在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产生调节作用，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倒U型曲线更加平缓。     

制造业进口产品质量、价格与门槛关系研究

虽然异质性企业出口选择理论认为,产品价格与贸易门槛正相关,即贸易门槛越高产品价格也越高,但是,我们基于中国制造业进口数据的分析发现事实与上述理论预测有很大不同.首先构建了一个Probit模型,对中国制造业产品进口门槛进行了估计,并且分析了进口价格与门槛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进口价格与进口门槛呈正负相关的产品几乎各占一半.其次,结合质量调整价格(quality-adjusted price)模型,考虑质量与企业能力因素,分析发现进口价格与门槛的正负关系主要取决于来源国的产品质量与企业能力.最后,我们研究了中国进口门槛的影响因素,并对进口门槛进行了排序.另外,研究还发现,中国进口产品价格与产品来源国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进口的产品价格较高,进口门槛也较高.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基于国内投资与贸易视角

文章基于2003—2017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投资与贸易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经济增长作用存在基于国内投资的单门槛效应和进出口贸易的双门槛效应。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分别存在基于国内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单门槛效应,中部地区基于国内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门槛效应不显著,西部地区分别存在基于国内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单门槛效应。同时稳健性检验结果显著,得出相近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参与

"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投资环境调查(2005)》的中国企业数据,实证分析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由于中国金融发展的独特性,导致融资约束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机制存在着显著差异。融资约束并未构成制约中国国有企业出口参与的主要因素;而中国民营企业出口参与可能性的增加则依赖于融资成本的降低;融资约束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参与不具有影响作用。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融资约束限制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

中国贸易增长模式的转变有赖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企业的出口参与行为取决于异质性。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运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重点考察了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对中国企业出口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源融资约束是限制企业出口参与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本文发现企业出口参与对外源融资约束的依赖程度因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出口参与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参与起到显著的作用。另外,区分出口企业类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外源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的初始出口,而对于保持出口商地位的作用并不明显。     

进口能延续企业生存吗?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从进口强度、进口产品种类及进口产品质量三个维度系统研究了企业进口对其生存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 总体上,企业进口有助于提高企业生存概率,进口强度与企业生存概率存在倒"U"型关系,过度依赖进口会给企业生存带来负面效应;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及进口产品质量提高能显著提升企业生存概率,其中,产品质量起着主导作用;对内资企业来讲,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及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是提升企业生存概率的主要途径,其中,产品质量起着主导作用,而进口强度的影响效应有限.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各类市场中的异质性研究

我国企业在进入门槛和异质性上存在所有制排序:在内销、出口和纯出口市场,都是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最低、异质性最高,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最高、异质性最低。我国企业的进入门槛和异质性还存在内外贸的排序: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出口市场的进入门槛都高于内销市场的进入门槛,出口市场的企业异质性都小于内销市场的企业异质性。这说明,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了各类企业的竞争力,也会提高产业的竞争程度。     

企业生产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上市服务企业出口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发展服务出口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服务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模型研究了企业生产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选择及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选择无显著影响,而对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影响,而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和出口规模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该研究拓展并丰富了中国服务企业出口方面的研究,对服务企业出口以及政府部门的决策具有启示性意义。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进口中间品能否提升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库,通过倍差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加成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获得了正向"加成率效应",而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都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分所有制类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提升,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恶化;从不同要素密集度视角出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可以提升加成率水平。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还通过概念模型探究了贸易方式对进口中间品企业加成率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本文证实进口中间品通过价格渠道影响了企业加成率。     

异质性、出口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企业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企业创新的异质性特征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进行了拓展,同时将所有制异质性作为“基础因子”,综合考察了多维度异质性特征、出口等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TFP因素对所有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表现出明显的“创新自选择”效应;(2)出口参与因素显著提高了各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但出口密度因素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对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明显;(3)其他影响因素如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等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决策中表现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