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治理效应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治理机制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了企业关联交易(尤其是异常关联交易);通过信息机制简化了财务报告复杂度，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验证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地，基于治理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征纳合谋程度高和避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基于信息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度低和信息不透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CFO兼任董事能抑制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吗?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CFO兼任董事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的影响,并以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避税极端保守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避税程度;当企业避税极端激进时,CFO兼任董事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企业纳税信用评级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抑制了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的避税行为;当地区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地抑制企业极端激进避税行为;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发挥了治理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CFO兼任董事能够对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发挥财务咨询和监督作用,一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能够促进CFO兼任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     

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会降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吗?

企业文化是公司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的内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企业具有更低的税收规避程度,这表明中华老字号深受其独特企业文化的影响,具有更低的避税意愿。机制检验表明,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通过提升管理者社会道德意识及削弱管理者风险偏好两个机制影响公司税收规避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与公司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高管内部晋升、媒体关注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文通过考察以企业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拓展了企业文化与税收规避等领域的研究。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来自真实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短视行为是学术界和管理实践关注的焦点。数字经济究竟对管理层短视行为有何种影响尚无明确结论。本文以表征公司短视行为的核心变量真实盈余管理为研究情境,检验数字经济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缓解了管理层短视行为。中介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路径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显示,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数字经济越能在信息流传递层面“精准施治”,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的效果越显著。本研究明晰了数字经济对微观公司治理领域的影响,为解决管理层短视行为,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解决股票错误定价问题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从而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媒体报道多、公众关注度高能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理层数字战略引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为此，要建立健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帮扶机制。     

企业避税与年报可读性

避税活动加剧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在信息披露中是否会采用晦涩的文本信息掩盖避税行为？本文利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避税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避税活动越多，企业年报采用的复杂词汇就越多，年报可读性就越差。在运用工具变量弱化内生性问题、更替年报可读性指标与企业避税指标、考虑递延所得税信息披露和税收政策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避税行为降低企业年报可读性的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在避税行为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避税活动通过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削弱了年报可读性，信息披露中文本信息与数字信息相配合的观点从企业避税视角得到了验证。此外，在无税收优惠、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多和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中，避税降低年报可读性的现象更为明显。因此，规范企业税收制度能够减少企业避税、限制管理层寻租行为，促进税收透明化，从而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效融合，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管理层相机选择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的动机降低和机会减少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和数字监管机遇。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呢？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改善市场信息环境而实现的。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股权制衡度低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和法制监管薄弱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因此,要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防范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加异地商会能抑制企业避税吗？

异地商会作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异地商会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参加异地商会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异地商会主要发挥服务会员和服务社会职能,通过缓解外源融资约束和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两条路径削弱会员企业的避税动机,进而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于企业避税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这说明在治理企业避税方面,参加异地商会与税务部门征管、机构投资者监督和分析师跟踪存在叠加效应,即异地商会能否发挥税收治理效应取决于政府和市场机制是否有效。本文从企业避税视角丰富了异地商会的治理效应研究,从社会组织视角拓展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文献,为促进异地商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经验参考。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杠杆操纵

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会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信息互补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其杠杆操纵程度，且数字化转型对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公开信息透明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杠杆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度、研发投入和银企关联强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杠杆操纵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结构，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优化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银行对抵押品的依赖。上述结论不仅从信息互补视角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路径，更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并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环境规制与企业避税行为——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多维监管效力，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收入分配机制合理高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为此，在高质量发展导向生态环境优先的背景下，从税收治理这一全新视角挖掘环境规制的附加效应。基于2015年实施新《环境保护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背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治成本假说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立法增加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督，这种外部监督产生的附加效应提高了企业避税行为的政治成本，从而遏制了企业过于激进的避税决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规制虽然增加了企业税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企业信息环境改善和声誉增加，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推进环境规制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环境规制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效应，而且应积极发挥环境规制的税收治理功能等附加效应，从而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率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