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融资租赁

借助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使重污染企业增加融资租赁规模。进一步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减少了重污染企业的长期银行贷款,使其不得不选择融资租赁的方式来弥补长期资金缺口。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大、融资约束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对规模小、融资约束高的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更显著。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吗?——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和替代性融资.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差异,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大型重污染企业非流动性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小...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完善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对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简称《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指引》出台后,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显著降低.机制检验显示,《指引》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能发挥"波特效应".此外,政策引致的信贷约束效应与信息传递效应减少了重污染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与商业信用,导致技术创新水平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指引》对重污染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中表现的更明显;与弱融资约束企业相比,强融资约束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上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证据,对于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多元化经营决策

在我国致力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经济绿色化转型的背景下,以2012年出台《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多元化经营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趋于多元化经营以缓解融资限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缩减信贷融资规模和增加信贷融资成本两个渠道促进重污染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同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高财务杠杆企业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来自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规模最大且发展最成熟的组成部分,其激励约束机制能有效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3—2012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限制淘汰类企业则存在抑制效应。第二,激励效应源于鼓励类企业实现的技术进步,抑制效应则由于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技术退步。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既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的激励效应,也有效缓解对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抑制效应。第三,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内资企业中显著存在。重视研发投入的非国有内资企业能通过绿色信贷政策有效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短期失败容忍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绿色信贷政策实践的证据

已有文献大多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论断。本文基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践,发现当绿色信贷政策缺乏短期失败容忍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将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当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缺乏足够容忍时,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激励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反而导致了创新抑制效应,且政策短期失败容忍越低,对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抑制作用则越强。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专利保护执法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会对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不同影响机制的作用产生影响。由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不足,中国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挤出”效应和资源约束效应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研究结果表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条件。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赏"与"罚"——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效应评估

绿色信贷政策肩负着撬动社会资本进入绿色发展领域和推动"两高一剩"企业绿色转型的双重目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以2005-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产生了"赏罚分明"的影响:"赏"表现为,非"两高一剩"企业如果与开启了绿色信贷业务的银行发生过业务关系,其长、短期债务融资规模和债务期限结构表现更优;"罚"表现为,在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后,"两高一剩"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规模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下降.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赏",但不同所有制的"两高一剩"企业在受"罚"时没有明显差异;地级市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工业污染强度越小,绿色信贷政策的"赏"越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绿色信贷政策的"罚"越小.提高绿色信息披露水平、明晰市场与政府权责边界和缓解信贷配置的所有制偏好,是提升绿色信贷政策效力的关键.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中国银行业开放、融资方式选择与民营企业出口

本文以不断开放的金融服务业为契机，从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两种融资方式选择的视角，研究中国银行业开放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出口。首先，本文在Manova(2013)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的融资方式进行区分，从理论上证明了银行业的开放可以促使生产率较高的民营企业使用银行信贷替代商业信贷，从而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出口增长。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利用中国入世承诺中银行业开放的地区时间表，结合企业所有制特征构造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银行业开放政策对于民营企业的出口影响更大，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和规模，促进民营企业出口产品多样性与市场多元化。然而，中国银行业开放对民营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撇脂”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识别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而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融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整合2014—2020年中小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基础上,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等6个财务指标构建企业融资约束的评分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实证结果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并且在产权属性、行业属性以及地区属性上展现出显著的偏向性。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轻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杠杆需求大的压力来缓解融资约束。研究结论为后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运营复苏以及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支撑和政策启示。     

财政层级改革、政府间金融分权与地区间政府融资差距——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经验证据

除政府间财政关系外,政府间金融关系亦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并深刻影响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行为,金融资源的地区间配置对地区协调发展构成重要影响。在金融分权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政府融资能力有何差异?既有理论和经验证据尚无一致的答案。为厘清上述争论,本文利用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6—2015年地级市融资平台债务数据发现,面对财力冲击时,经济基础好、财政实力强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融资规模较大,借助金融分权渠道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而财政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政府新增融资规模较小,落于下风,扩大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地区间差距。机制分析表明,较发达地区基于自身雄厚的财经实力产生的“先发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导致地区间政府融资差距扩张的主要机制,而欠发达地区基于赶超晋位压力产生的举债冲动受自身融资能力约束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后发赶超”的主观意愿无法转变为客观现实。本文阐明了央地关系变革中地区差距扩张的一种作用机制。     

博弈模型在绿色信贷中的应用研究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市场手段,是对利用行政手段及法律手段来控制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补充。该政策自2007年实行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政策实行的预期效果还有很大差距。通过建立绿色信贷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与银行、企业与银行的博弈模型,指出了绿色信贷政策难于落实的根本原因在于执行中各方利益的损失。规制绿色信贷机制约束外的其他融资团体,确保污染企业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贷款;把政府、企业和银行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同时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是绿色信贷下一步有效开展的关键。     

环境目标约束能够助推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吗——来自“十一五”减排目标的证据

在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目标约束对引导制造业减排增效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将2006年“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环保目标责任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一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数据构造了“年份-城市-二位数制造业”三维面板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对重污染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这一效应并非短期存在,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越不完善、污染治理能力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城市间、城市内行业间和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污染企业创新数量、强化污染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实现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借助重污染制造业升级效应提高了行业能源效率和清洁程度,实现了节能减排,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绿色转型。因此,应设立具体并滚动调整的减排目标,打破市场分割,引导各地区依照比较优势打造产品,提高政府对高质量创新的评估准确性与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环保目标责任制对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媒体压力、融资约束与工业企业碳排放——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7年沪深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探讨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媒体压力显著抑制企业碳排放,且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碳减排。回归结果还表明,绿色发明专利会削弱媒体压力的碳减排效应,增强融资约束对碳减排的抑制作用,而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不存在相互促进或抑制作用。最后,对结论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金融环境、融资约束与企业异地并购

金融环境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和投资计划,是企业异地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利用2011—2020年中国企业境内并购数据,从金融资源规模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两个维度考察了企业异地并购对金融环境的偏好特征。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金融资源寻求动机,倾向于选择金融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进行并购扩张;受限于高额的能力建设成本,国有企业对高市场化程度金融市场表现出更加显著的规避倾向。企业对金融环境的不同偏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融资约束的结构性特征。进一步检验表明,去杠杆政策有助于激活融资约束对企业经营的治理作用,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能够发挥一定约束作用,但同时存在矫枉过正的风险,结构性去杠杆至关重要。     

中国金融发展对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研究

构建了二元离散Logistic模型,利用2008—2013年在中国创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结合企业特征,从金融中介发展、创业板发展和风险投资发展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规模越大、年龄越大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现阶段金融中介发展和创业板发展并未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且对规模较小的企业的融资约束具有更大的抑制作用,风险投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PSM-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绿色信贷政策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我国企业环保升级。文章利用2008—2017年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有助于绿色生产经营企业通过获取信贷资金促进企业研发创新;(2)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最强,对西部地区企业的正向影响次之,对中部地区企业创新影响不显著;(3)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民营企业创新正向影响最强,外资企业次之,国有企业不显著。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