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企业金融化会促进创新产出吗?——基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微观企业金融投资和套利行为不断增加,企业金融化程度明显上升。选取2008年至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在其中是否产生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挤压了研发投入,抑制了创新产出,而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中均发挥了调节作用。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国家审计、研发资助与企业创新

国家审计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能够有效促进研发资助激励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本文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审计对研发资助的监督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了国家审计对研发资助激励效应的提升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国家审计能够显著且有效促进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且该促进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好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家审计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和改善内部控制有效性功能促进了研发资助激励效应。研究结论为聚焦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审计更好精准发挥对财政资助的监督路径,深化国有企业对国家审计的正确认知及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一定的启示。     

不同股权激励方式对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167家2009—2013年连续5年披露研发强度的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不同股权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都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和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建议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对象应向核心技术研发人员倾斜。     

不同股权激励方式对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167家2009—2013年连续5年披露研发强度的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不同股权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都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和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建议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对象应向核心技术研发人员倾斜。     

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与研发投入关系分析

以2008~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3SLS回归分析以及DID模型,从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而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加强这种正向影响;对于股权激励具体方案的分析表明,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与研发投入有弱相关关系,行权条件当中非财务指标的使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但是相对绩效指标的使用则对于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     

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与研发投入关系分析

以2008~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3SLS回归分析以及DID模型,从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而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加强这种正向影响;对于股权激励具体方案的分析表明,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与研发投入有弱相关关系,行权条件当中非财务指标的使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但是相对绩效指标的使用则对于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     

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分析

本文以2005～2006年披露了研发支出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公司资源的富余水平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于研发支出的影响越显著;公司的业绩较好,高管股权激励对于研发支出影响越显著。此外,高成长性的公司有更强的动机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来创造成长机会;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研发支出越少。     

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国家队”持股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化视角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国家队”持股对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善信息环境是“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投机动机下的金融资产持有以及“国家队”持股比例较高时,其抑制作用越强;在抑制金融化趋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提高。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国家队”持股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亦为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内生性。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内生性,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股改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股改后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结果表明应该将研发投资作为股权激励方案的激励条件之一;此外,合理的安排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股权配置比例是保证企业有效进行研发投资、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本文的结论深化了我们对股权激励内生性的理解,并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自主创新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证据。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激励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2）影响机制检验显示,股权激励会显著弱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经济效果抑制效应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经营业绩会产生补充的提升效应吗?

自2014年《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后,员工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备受关注,其与高管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则一直是有待突破的迷雾。本文以2006-2017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不同类型的股权激励强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作用并不确定,不过员工股权激励充当了有效的补救角色,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股权激励有效期较长、员工搭便车程度较低、激励员工人数较多以及企业性质为非国有企业的条件下更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并充分发挥员工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提供了明确的经验证据。     

实体部门产业政策是否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

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中国制造2025》为一项准自然试验,检验了实体部门产业政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部门产业政策能显著降低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该作用主要通过缩小实体企业与金融类行业利润率差异、进而削弱金融化"替代"动机(即"收益效应")实现,且仅在非国有企业和处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显著;对投资活动而言,实体部门产业政策能削弱企业金融化对实体资产投资的挤出。     

外部环境、政府补贴与高科技企业创新——来自A股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政府补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外部环境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原创厂商与模仿厂商的两厂商、两阶段古诺竞争平衡，深入考察了外部环境对政府补贴激励效果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假说。基于2007-2019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实证通过门槛面板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发现，政府补贴强度超过阈值（0.01）时，政府补贴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呈现倒U型。金融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技术市场环境三种外部环境对政府补贴激励效果的调节作用模型结果显示，外部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发挥政府补贴对创新的激励效果，呼应了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假说。建议政府部门在制定创新激励政策时，应准确把握政府补贴力度，营造良好的外部创新环境，发挥好撬动作用。     

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高管学历与薪酬激励的联合调节作用

为深入研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成效，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试点地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基于高阶理论进一步讨论高管学历和薪酬激励的单独及联合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第一，碳排放强度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产出，间接地验证了“波特假说”；第二，高管学历会正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学历越高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三，高管薪酬激励会负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四，高管学历对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碳排放强度对高学历高管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税收优惠、调整成本与R&D投资

借助税收优惠刺激企业研发,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解决R&D"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然而,税收优惠究竟能否激励企业R&D投资,国内外研究尚存争议。本文在考虑R&D调整成本情况下,对中国R&D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有助于刺激企业研发,但这一激励效应随着调整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当单位资本的调整成本超过临界值0.012时,税收优惠对R&D投资的激励效应不复存在,目前有近93%公司的调整成本低于这一临界值,意味着中国现行R&D税收优惠政策总体而言是存在激励效应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激励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股权激励计划契约结构对其激励效应的影响

依据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公告股票期权计划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数据,考量股权激励计划契约结构对其激励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中高管激励比例、行权价格、绩效条件严格度、激励强度及激励期限均将对其激励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上市公司设计股权激励计划契约时,应适当扩大高管激励比例、提升行权价格、提高绩效条件严格度,增加激励强度、延长激励期限以增强股权激励计划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