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分析——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

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分别对中国制造业16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创新型人力资本以及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测算,实证检验了GVC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影响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偏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现阶段中国GVC嵌入能促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提升,且存在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二是创新型人力资本削弱GVC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积极影响;三是前向价值链嵌入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削弱前向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提升的负向作用,而后向价值链嵌入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价值链后向参与时无法发挥显著积极作用;四是只有高技术行业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能显著加深嵌入GVC对高技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正向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本文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提升国家或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但是会降低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并经异质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中介渠道显著增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门限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中国半导体产业链GVC嵌入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半导体产业链GVC嵌入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半导体产业链GVC嵌入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形关系，在这两者之间，进口中间品质量起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半导体产业链GVC嵌入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环节存在差异。鉴于此，应抓住GVC重构和区域化机会，拓宽进口中间品合作渠道，改善市场竞争环境，提升半导体产业链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基于出口质量攀升的视角

推动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综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要素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途径,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出口质量攀升,在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邻近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本地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竞争”。门槛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具有非连续性,其影响依赖于数字经济自身的累积水平,并且其效应随突破点的变化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本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加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分工的“内循环”赋能北大核心

本文考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与国内企业分工的互动关系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企业分工能够缓解GVC地位攀升对企业创新的负面边际影响,其机制在于“俘获效应”的缓解和“吸收能力”的提升。区分企业参与价值链不同环节后发现,创新“俘获效应”仅存在于GVC上游环节嵌入度深的企业中,企业位于GVC下游环节则以“吸收能力”为主导,这导致国内企业分工在不同GVC嵌入环节产生了异质性的创新后果。本文的研究从生产环节证实了国内外分工在企业不同发展环节的相对作用,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化提升制造业效率的路径研究——基于成本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北大核心CSSCI

以生产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市场规模为中介变量,探讨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化对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传导途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嵌入"型路径假设下的生产成本变量没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管理成本、市场规模和交易成本是垂直专业化分工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中介变量。说明当下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化并非以"技术嵌入"模式通过降低生产成本的路径提升制造业效率,而是以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扩大制造业市场规模的路径提升制造业效率。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不但直接扩大了制造业的市场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管理和文化嵌入"路径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了"内部润滑",节约了管理成本;通过"社会制度嵌入"路径促进了市场化进程,实现了"外部润滑",节约了交易成本,整体提升了效率水平。     

数字金融对我国民营制造业GVC参与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Enterprise Survey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分层的一阶段聚类设计将制造业企业划分为行业、规模和区域三个不同层级。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1659家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的GVC参与率。此外，通过构建相应的数字金融的二级维度指标——账户覆盖率、信用化、信贷业务、支付业务和保险业务指标来检验其影响机制，发现融资约束的缓解与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今天，明晰数字金融促使制造业企业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作用路径，并有针对性的“开方抓药”，实现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释放更多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显得尤为重要。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

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实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跃升的问题。通过采用2001-2011年中国与其他41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数据及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和地位,并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和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决定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关键因素。当融资约束较少时,可以带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如果融资约束较大,则会引致产业向价值链低端偏移。此外,出口目标市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会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跃升,实施出口“地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将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数字“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东道国参与国际分工——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互联互通三个维度，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实证检验了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东道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一带一路”有利于提高沿线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以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效力最为明显。数字“一带一路”主要通过促进东道国出口产品质量改善、人力资本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机制驱动价值链升级，但不同子维度的作用效果不同。从行业异质性看，数字“一带一路”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电信业和贸易服务业的影响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一带一路”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存在国家间的示范效应，能够增强各东道国发展的整体性，弥合“数字鸿沟”，有利于各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金融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构建具有部门联系的理论模型,将金融服务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纳入统一框架之下,刻画了本国金融服务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随后,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2007-2018年45个国家14个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本国金融服务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高的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通过加速制造业生产流程数字化转型和推动生产环节向研发端攀升两条机制发挥作用;对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高的行业来说,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对其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本国金融服务对这类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越强;对于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低的制造业而言,本国金融服务发展对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则有助于提升这类行业的GVC分工地位,国外金融服务有助于弥补本国金融服务对这类行业投入不足的问题.     

数字化程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较于传统经济，在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研究数字化程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选取广东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数字化程度为解释变量，研发强度为中介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化程度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程度与制造业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在技术创新和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2011-2019年全国1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显示,技术创新是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且高水平技术创新存在更显著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在东部城市和大城市中更明显。深挖异质性产生的原因后,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在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本文为中国发展数字金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年度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数字金融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从创新视角出发，构建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其在数字金融影响能源效率机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的能源效率。在数字金融和能源效率的关系中，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18.50%，即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下游和中游区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上游区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缓慢的原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是我国凭借自身劳动力成本、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环节的结果,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情况的,并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技术含量低、产品增值少的生产环节,利润空间小,抗风险能力差,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本文从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动力不足、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能力不够、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存在阻力三个反面,分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缓慢的原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是我国凭借自身劳动力成本、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环节的结果,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情况的,并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技术含量低、产品增值少的生产环节,利润空间小,抗风险能力差,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本文从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动力不足、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能力不够、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存在阻力三个反面,分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银行卡产业升级

我国银行卡业处于产业的初级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对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不利影响。依据全球价值链及产业升级的理论,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为升级换代创造有利条件,保证银行卡业升级的顺利进行。我国银行卡业处于GVC低端,应利用好GVC带来的升级机会,加快自主创新,创建民族银行卡品牌,打造竞争优势,规避升级中的风险。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银行卡产业升级

我国银行卡业处于产业的初级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对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不利影响。依据全球价值链及产业升级的理论,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为升级换代创造有利环境,保证银行卡业升级的顺利进行。我国银行卡业处于GVC低端,应利用好GVC带来的升级机会,加快自主创新,创建民族银行卡品牌,打造竞争优势,规避升级中的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与制造业升级：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同时检验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均表现为遮掩效应。鉴于此,要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技术创新服务机制、培养高层次产业人才、刺激消费等,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吗？——基于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及A股实体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此结论。数字金融在使用深度维度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数字金融对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制造业企业。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企业金融投资具有非线性关系，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存在数字金融、企业杠杆、企业成长性的双重门限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