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金融开放能够促进跨境资本流动,也具有引发跨境资本流动失衡和波动性增加的风险,而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在其金融开放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58个国家及地区1999-2016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研究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入、流出以及总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本身有可能造成跨境资本流出大于流入的失衡现象,并显著增加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风险,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开放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失衡现象和波动性风险。因此,在扩大金融开放进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向和资本波动性变化,提高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匹配。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时变特征——兼论国际间“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建构

文章深入探究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影响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以及时变特征。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显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由于大量流入所引发的累积效应,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重拾对总体物价水平上涨的影响;而2001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宏观经济紧缩效应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近期证券投资流入也重拾对总体物价水平上涨的影响,但2000年开始对外证券投资对物价水平的推升作用比之前明显减弱;受外部经济状况变化的影响,并通过;12率、货币供应量以及实体经济增长等较为复杂的传导机制,跨境金融机构借贷资本流动对国内通胀率不存在显著性作用;与其他现有研究成果不同,本文认为1997年至今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的紧缩效应非常明显。因此,宏观当局应充分掌控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特征,积极参与国际间“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构建,确保跨境资本流入或流出总量的基本平衡．以基本消除宏观经济出现系统风险的隐忧。     

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如何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揭示了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机制,并以美国为外部经济代表,基于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主要来自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分类看,其他投资波动较大;方向上看,流入波动要大于流出波动。(2)利差、汇差、资产价差(股指变动差异和房价变动差异)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汇差和资产价差对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尤甚。(3)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变动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比对资本流出的影响更明显。(4)近年来,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减弱,汇差和资产价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增强。结果说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要关注其他投资资本流动大幅波动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共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跨境资金流动与中国宏观金融风险——基于资本项目开放背景

本文通过区分跨境资金流动的差异类型，构建中国宏观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并利用马尔科夫模型进行风险识别，然后利用TVP-SV-VAR模型研究资本项目分阶段开放进程中跨境资金流动与宏观金融风险间的动态时变关系，挖掘在不同风险状态下，不同类型跨境资金流动的驱动因素差异。结果表明：短期跨境资金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影响相对更大，且更易因受到境内外利差的刺激而流动；长期跨境资金流入在缓释宏观金融风险、提振宏观经济方面效果明显；高风险状态下，短期跨境资金流出易出现“羊群效应”，且宏观金融风险易引发金融深化程度上升；中低风险状态下，跨境资金流动受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针对短期、长期资金构建差异化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有效应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冲击；推进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缩减套利空间，减缓短期资金波动；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建设提质增效，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重点风险；稳定国内经济基本面，吸引境外资金流入。     

本国风险如何影响跨境资本极端流动？

近年来,跨境资本的极端流动引发广泛关注。借鉴Forbes和Warnock(2012,2021),本文构建了跨境资本极端流动指标,并利用国家风险指南（ICRG）数据来衡量一国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通过“推-拉”框架评估了国内风险如何影响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和资本外逃。研究表明,本国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增加显著提高了资本流入急停的概率,但对资本外逃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于发达国家更易受国内金融风险的影响;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本国经济风险成为资本极端流动的关键因素。政策分析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外汇储备干预和适度的资本账户管控均有助于减轻本国风险对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冲击。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波动吗?

日益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波动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全球79个国家199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跨境资本巨额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金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负向作用,即存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因此,中国应坚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兼论对于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的研究

论文构建差分GMM模型实证研究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跨境资本流向、结构对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最后检验了资产价格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起正向促进作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越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越高,并且跨境资本对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冲击更加显著;2、流向上,跨境资本流出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程度要高于跨境资本流入;结构上,跨境证券投资和跨境其他投资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3、资产价格中介效应方面,跨境资本流入会通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联动的渠道影响银行流动性风险,并且三者的中介效应依次递减。     

宏观审慎政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有效性——基于银行稳定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236家商业银行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跨境资本净流动对银行的稳定性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并不显著,以其他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负向影响。通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指标与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交乘项分析发现,逆周期调节政策会削弱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同时也会减弱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正向效应。在应对直接投资流入时,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在应对间接投资流入时,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人民币国际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资本类型和流向的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9年的季度数据,采用GMM方法和TVP-VAR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总资本流动以及不同类型、不同方向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其动态特征。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抑制了总资本净流入,且该负向效应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均不断增强。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总资本流出,该正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分类型看,在流入方向上,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证券投资流入,短期影响较大,且呈不断上升趋势。对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流入的影响总体上为负向效应,说明人民币国际化在使得证券投资大规模流入的同时,也对其他类型投资产生了持久的挤出效应。在流出方向上,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流出,且短期效应较强,对证券投资流出的影响为负,且不断加深,说明人民币国际化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其他投资的同时,使境内证券投资者“本土偏好”增强。因此,面对日趋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国需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避免过快推进对不同类型资本流动规模和方向产生扭曲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证券投资流入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新特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增加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等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经济不确定性与全球金融资产配置——来自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证据

各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普遍提高给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利用2009—2017年47个经济体对132个经济体的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数据，考察母国（资本流出国）和东道国（资本流入国）经济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母国股权与债权资本流出，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则会减少东道国股权资本流入。第二，当东道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母国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本流出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当母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不再显著降低股权资本流入，但会显著降低债权资本流入。以上结论主要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成立，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本土偏好”。此外，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越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汇率制度越灵活，越能缓解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上述发现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人民币贬值背景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规模、趋势及风险防范

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既包括合法渠道,又包括地下渠道在内的测算框架,对人民币贬值背景下的跨境资本流动渠道和规模进行深入分析。合法渠道下,其他投资是金融账户资本外流的主要渠道,企业财务安排导致境外贷款和贸易信贷显著收缩;证券投资是金融账户资本外流的重要渠道;扣除掉估值效应,2015年我国外汇资产实际流出额约占我国官方和民间持汇资产名义减少额的71.8%。灰色渠道下,进口低报是香港贸易套利资金流入的主渠道;净误差与遗漏项中隐含的跨境资本流动占同期金融账户逆差的27.2%。此外,从中长期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在规模、币种、动机、主体和结构等方面都将出现一些新变化。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做好日常风险防范;同时,积极丰富应对潜在金融风险的应急工具箱,制订相关应急预警方案或备用计划,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宏观审慎政策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性：研究进展与政策启示

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作为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工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愈加受到重视。聚焦外汇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直接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来降低资本流动风险,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国内金融风险从而有可能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外汇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信贷、银行非核心资金和未对冲的外汇风险三种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动及其风险,虽然有效性总体得到认可,但不同渠道间依然存在一定异质性;第二,虽然外汇宏观审慎政策的跨境溢出和政策漏损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已有研究基本证实了政策漏损的存在及其对有效性的影响;第三,部分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间接影响,且主要通过信贷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入风险。本文在总结当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和政策建议。     

地缘政治风险、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波动

地缘政治风险指国家和地区间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局势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对市场参与者预期产生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可能造成跨境资本流动增加,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等影响。本文基于中国数据,对地缘政治风险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外汇市场压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一是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和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均会造成我国跨境资本流出,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同时也会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二是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跨境资金交易行为,进而对外汇市场造成压力;三是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冲击下,跨境资金流动会迅速反应,而外汇市场的反应较为滞后。     

地缘政治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TVP-SV-VAR模型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向短期跨境资本传导的主要渠道,并利用DY溢出指数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变溢出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地缘政治风险溢出与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其他投资等渠道下资本流动的关联。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时变的短期负向效应,并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渠道向我国资本市场传递溢出效应;当地缘摩擦加剧时,政治风险会基于市场互联不断传染放大,造成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资本市场子市场的跨市场溢出。建议相关部门强化外部冲击的宏观审慎研判,持续完善外汇交易真实性审核和实需管理,从优化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和稳慎推进债券市场开放两方面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弹性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