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

文章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相结合,为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小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制造业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用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从供应链金融的视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受企业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数字化程度等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带动供应链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等路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区域协调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区域协调旨在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在政府的支持和监管下,可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机会,促进金融包容性等缩小城乡差距。有鉴于此,本文以地区政府竞争为视角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效应。基于双向固定基准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及异质性分析对2013-2021年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地区政府竞争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地区政府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具有逆向调节作用;第三,作用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三点建议:(1)推进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全国各地;(2)建立区域合作机制;(3)优化政府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小微企业创新? ——兼论企业主经历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小微企业调查数据(CMES)为研究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小微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小微企业主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企业主的创业和就业经历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相关结论.此外,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说明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可触达性.     

数字普惠金融、双元创新与企业价值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运营模式，为企业创新提供机遇，也为企业价值的提高带来契机。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基于2012—2020年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双元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作用中的中介效应，并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柔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作用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但对探索性创新的作用较弱且存在时滞；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双元创新影响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显示，财务柔性的提高使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企业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更能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非国有企业价值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以上结论，从政府与企业两个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企业作为社会绿色转型的主体,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双维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关键。选取2014-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聚焦数字普惠金融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传导路径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受内部技术壁垒、阶段性特质等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行业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效果也不相同,其中传统煤炭领域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难度,缓解融资约束困境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为了更好地营造“逐绿而行”的政策环境,政府应以降低融资风险为锚点,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主体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碳中和以及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北大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库作为支撑,选取了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除此之外,异质性分析结果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重污染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政府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其使用深度的建设,挖掘其内在价值,使得其在企业绿色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的视角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数字金融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选取2011-2018年A股市场上污染性较大行业的微观层面数据以及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在区域异质性方面的影响机理.结果 表明:第一,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着显著而稳定的正向关系;第二,区域与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最好的是东部地区,其次为中部,最后为西部,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助推效果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第三,数字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从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个层面提出提高企业创新水平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企业委托理财？

本文匹配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将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委托理财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企业委托理财行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少超额银行信贷、降低金融回报率、缩减影子银行规模,从而抑制企业委托理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融资约束较低、企业内部风险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国有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中,该抑制效应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影响研究

文章使用2003~2018年西部各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对其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展开定量测算。在此基础上,针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线性和非线性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确实可以促进乡村振兴,该促进作用对于乡村振兴不同维度均显著,其中对生活富裕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对治理有效和产业兴旺的作用效果依次减弱,对生态宜居的作用效果最弱。同时,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即该作用效果随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和少儿抚养均对乡村振兴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和纾解金融供需矛盾等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产业融合

农村产业融合是实现农村产业兴旺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论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及数字基础设施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能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提升,且数字基础设施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越强。在异质性分析中,仅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功能定位弱的地区呈现了显著的后发优势。基于以上研究,论文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发挥落后地区后发优势、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数字金融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等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第二、三产业的集聚均具有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于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通过对数字金融子维度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好地促进了产业集聚的形成,但数字化便利程度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普惠金融引发了我国金融业的巨大变革,对企业融资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深交所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和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快了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该效应主要体现在杠杆不足的企业中;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减少短贷长投行为,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错配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处于传统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和金融监管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在资本结构调整方面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结论为评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增添了新的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将高技术产业集聚划分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分别考察相应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但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推动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来提高绿色创新效率,而专业化集聚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金融基础较弱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本文提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数智化”高技术产业园区、实施绿色创新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证据

中小企业创新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该影响在不同特征样本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中小企业创新。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中小企业中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