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交易关系与治理机制——基于肉牛养殖企业的多案例分析

目的 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制度载体,考察企业控制型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初期的合作问题,为助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畜牧业生产加工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多案例研究法,构建“交易特性—交易关系—治理机制”分析框架,探讨不同交易特性的农业企业与其他经营主体的交易关系与治理机制。结果 不同交易特性的农业企业与其他经营主体形成了不同联结程度的交易关系;在交易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匹配的治理机制也有所改变,大多为复合治理机制且关系治理机制存在于多种交易关系中;准纵向一体化模式中要素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有利于锁定双边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构建多元经营主体的长效利益联结机制。结论 政府需要不断优化农产品交易关系的制度环境、大力扶持与农户存在“乡土”关联的农业企业、加强农户自身能力建设。     

多元主体协同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体系研究基于稻麦轮作区域的典型案例分析

目的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体系。方法 文章基于江苏省海安市与淮安市洪泽区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模式,采用案例分析与对比分析的办法,对秸秆离田综合利用各环节的利益联结机制、政府政策支持等进行系统分析。结果 海安模式相对传统化,兼顾小农户的秸秆收集利用,但需要资源化利用技术与产业的进一步支撑,更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洪泽模式相对现代化,主要针对规模种植户的秸秆收集利用,效率高、利于田间管理,但农户、企业利益分配不平衡,企业承担的风险较大,不利于持续稳定发展。结论 多元主体协同的秸秆离田综合利用体系构建需满足3个条件：一是不同主体具有实施目标的一致性;二是实现基于利益驱动的多元主体协同;三是政府与市场应有清晰的边界。同时,还需得到政府支持,如在提高秸秆机械化还田利用效果的前提下,解决好秸秆离田问题、支持各类利用企业拓展多元利用的途径、促进秸秆资源化、创新与应用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等。     

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困境及协同治理模式探究

研究目的:剖析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过程中存在的治理困境,利用协同治理理论探究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有效治理模式。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面临着来自制度、法律、政策、文化、性别等方面的多重威胁,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过程中,基层政府、村组织及农村妇女分别面临着治理缺位、失位、"失语"的现实困境,亟待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结构。在协同治理网络结构中,村组织发挥主导主体作用,基层政府承担制度法律保障及引导督察的职能,农村妇女需扮演好权利主体的参与及监督角色,大众传媒则需注重舆论监督及文化宣传。SFIC模型为协同治理程序提供了较好的演绎框架,应以构建参与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为起点,在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利益调解及表达机制的共同运行下,促进协同治理目标的实现。研究结论:为解决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及农村妇女等参与主体的治理失灵问题,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是创新农村治理体制、有效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有益选择。     

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探索

全面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要求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然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在党建工作、协同治理、民主参与和法治建设等方面还有差距，需要不断明确党建引领、村民主导的社会治理新方向，构建“四轮驱动”、协同共治的新体系，采取层层激活民主、扩大村民参与的治理新举措，推进依法治村、依规治村的新尝试。     

社会协同视角下村级治理的理念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云浮市的实证研究

社会协同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以社会协同为依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近年来,广东省云浮市以农村综合改革为背景,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理念,积极探索社会协同参与机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村级治理中实现社会协同应该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多元共治、责任分担等理念,选择和抓好权力协同、信息协同、资源协同、制度协同等方面的路径。     

多中心治理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研究

目的 在国家机构重组,农田建设职责整合的背景下,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着“多头管理”、公众参与不足、建设成效不佳以及“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因此亟需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展开更系统的研究,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体系优化模式。方法 文章采用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归纳出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困境,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完善和重构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思路及破解现有困境的对策建议。结果 （1）当前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政府部门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社会公众参与不足、建后管护机制缺失等困境。（2）多中心治理理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的构建中具有适用性。（3）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的监督管理体系,要明确政府机构各自的监管职责,搭建公众参与平台;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完善市场监管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群体的监管作用,完善建后管护机制。结论 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主体单一、机制缺失等问题,应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尝试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的监督管理体系,对完善高标准农田监督机制具有借鉴价值。     

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村域发展研究以吉林省通榆县陆家村为例

目的 易地扶贫搬迁是助推村域重构、促进村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分析典型案例的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实现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方法 文章基于吉林省通榆县陆家村的实地调查,客观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与成效,总结易地扶贫搬迁的模式、经验、存在问题,剖析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村域发展的机制。结果 陆家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后,村内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更为健全、建设用地更为集约、集体土地实现股份化改革、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乡村治理结构有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集体收入和农民人均年收入均大幅提高。结论 易地扶贫搬迁可有效促进贫困村域在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组织上全面重塑提升,但当前模式存在资金筹集难、房屋不动产登记慢、原地不搬迁户的后续处置问题,在推广中应注意农民财产补偿、后续产业发展、政策适用区域、集体资产处置等事项。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村域发展机制为：以人为核心的政府、村委会、农户、合作社等多元主体在精准扶贫相关政策与资金的统筹支持下,将农民补偿与安置搬迁相结合、土地整治与产业发展相衔接、新村建设与生态修复相关联,形成多重保障多轮驱动的发展链条,有效消除或改善了村域致贫因素,促进村域人口—土地—产业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从而实现村域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改善与发展。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北京市4个生态涵养区的治理案例为例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有效模式对推进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按照服务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分为村民自主供给、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多元共治4种主要模式,通过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4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践模式。研究发现,4种模式各有利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村"两委"群众基础好、有资金支持的村庄适宜推行村民自主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乡镇适宜推行政府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乡镇适宜推行市场供给模式;各相关主体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且有完善联动机制的乡镇适宜推行多元共治模式。     

湖北潜江“虾稻共作”种养模式的运作机制及政策启示

目的 分析比较湖北潜江“虾稻共作”种养模式,阐明其运作机制,为推进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优化建议。方法 文章采用文献调查、实地访谈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宏、中、微观层面探究湖北潜江“虾稻共作”种养模式的运作机制、主要做法、经验及问题。结果 （1）总结出湖北“虾稻共作”的 3种典型发展模式,分别为“家庭农场”模式、“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和“全产业链”模式;（2）剖析出“虾稻共作”种养模式的发展主要源于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双导”推动、产业链利益共享的建立和各主体要素互补的形成;（3）阐明了政策扶持、品牌创建和宣传、全产业链经营、技术研发与虾稻共作标准、可追溯体系建立是虾稻产业发展的主要成效与经验。结论 针对虾稻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全省共创虾稻品牌、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市场监管、建立产学研结合的有效衔接机制和延伸虾稻产业链条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交易成本、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

目的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但交易成本过高和资源禀赋劣势会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方法 文章基于江西省42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交易成本、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选择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但外包程度较低。亲朋好友的数量、是否有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信息成本对农户参与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执行成本中,村的交通条件、农户技术要求较高的环节数量以及谈判成本中费用支出较多的环节数量均会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资源禀赋中土壤质量以及家庭劳动力总数抑制了农户的外包行为。结论 政府应加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推广以及信息服务,降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同时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对外包服务供需不平衡地区进行干预与组织,进而提高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     

智慧社区多元协同共治探究

智慧社区是指利用网络化智能平台,伴随现代化治理手段,以满足社区居民对于美好生活更深层次的追求,实现智治与人治的深度融合。本文通过讨论智慧社区多元共建背景下各方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现路径,进一步分析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这四类主体协同共治社区的困境,并提出优化社区多元共建、协同共治的有效策略。     

浙江桐乡 发挥“一约两会三团”协同作用

<正>桐乡市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突出党建引领,推动政府、社会组织、群众等治理主体多方共治,发挥"一约两会三团"的协同作用,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实践,充分体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综合运用、协同发力所产生的乘数效应。     

大数据推进新疆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研究

大数据技术的产生与快速发展为新疆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提供了重大机遇。在新疆使用大数据进行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是增强居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巩固民族团结、保障社会治安稳定和营造优良发展环境以及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现实需求,但也面临着党建引领大数据技术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工作的力度不强、对应用大数据创新“智慧社区”服务平台的关注不足、治理主体间应用大数据技术的协同参与度偏低等问题。研究认为,应通过坚持党建引领、提高技术支持以及引导多元共治等路径,从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大数据服务平台治理功能,规范主体间治理体系并搭建横向机制等方面推进新疆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优化国家治理主体结构的路径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协调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应运而生。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以多元主体治理网络为载体、以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为导向、以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实现公共价值为目标,它弥补了传统官僚制政府治理的局限,有力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参与,由治理主体等级—权威关系转向自主—共治关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建立合作信任机制则成为网络化治理视域下优化国家治理主体结构的路径选择。     

考虑奖惩分配机制的畜禽粪污第三方治理演化博弈分析——基于“无过错责任原则”

目的 为了有效推动我国畜禽养殖粪污治理,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法 文章基于组织行为视角,采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构建畜禽粪污治理中养殖企业、第三方治理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养殖企业与第三方治理公司的责任进行界定,并引入奖惩分配机制,通过求解三方复制动态方程均衡点,对各主体的渐进式稳定条件进行了分析,运用MATLAB软件仿真了相关参数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 奖惩力度、奖惩分配系数以及声誉收益的提高均对养殖企业和第三方治理公司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且养殖企业较第三方治理公司表现出更强的收益敏感性,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行政问责力度的增大以及地方政府监管成本的降低均可以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监管缺位现象的发生。结论 建议落实养殖企业和第三方治理公司的主体责任,设置合理的奖惩力度和分配系数。     

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治村逻辑与现实检验——以陕西省留坝县扶贫互助合作社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以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为向心主体,重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形成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底色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体系的有益尝试。本文沿着党组织以政治动员低成本整合治理资源,集体经济重建乡村内部联系,制度建设清晰多元共治网络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公共服务传播现代化意识的思路探索了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的基本治村逻辑。然后运用留坝县案例对这一逻辑进行现实检验发现,实现治村逻辑需要注意的是,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构筑的多元共治网络依赖于乡村自治组织的深度参与,需要对不同类型村民进行差别激励;发展集体经济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创造持续收益稳固利益共同体,以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整体变迁。     

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影响分析——基于多维认知的中介效应模型

目的 畜禽废弃物污染问题是实现我国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和绿色发展的突出障碍,引导养殖户参与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对解决畜禽废弃物污染问题和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政府行为外部性视角,通过构建“反事实推断”倾向得分匹配,探究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意愿和行为的影响,进一步依据社会认知理论,从多维度养殖户认知特征角度,运用Ologit模型分析其内在机理。结果 （1）性别、家庭年收入、养殖户收入占比、养殖数量、畜禽类型对养殖户感知的政府规制程度具有显著影响;（2）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意愿和沼气发酵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政府规制能够分别通过提升养殖户的处理方法认知和防治法规认知,进而提高其资源化处理意愿和沼气发酵行为选择概率。结论 为解决我国畜禽废弃物污染问题、实现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应准确识别政府在引导或规范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的关键途径,计划实施更为有效的规制措施,注重养殖户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行为意愿和实际采纳,力求从少数养殖户的被动参与,转变为更多养殖户的主动响应。     

增强为民服务能力 绘就基层治理“同心圆”

<正>神农架林区阳日镇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东北部,全镇国土面积260平方公里,辖12个行政村、1个社区,人口11000余人。近年来,阳日镇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本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乡村治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淘宝村集聚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目的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核心,探究以“淘宝村”为典型模式的农村电子商务集聚对家庭农场的影响,对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中国长三角地区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结合集聚外部性理论实证研究了淘宝村集聚对家庭农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 淘宝村集聚对家庭农场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城市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淘宝村集聚通过知识溢出、设施共享和劳动力匹配效应来助力家庭农场的发展。结论 培养家庭农场主电商经营能力,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农村电子商务的配套服务水平,加快实现家庭农场与农村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发展。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风险防范研究

与传统社会下乡村的封闭治理不同,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内外多主体交融的治理。文章在分析各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时触发的原生与次生性风险基础上,提出利益博弈是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风险形成的天然基点,为平衡各方利益,应坚持多元利益观,构建以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风险防范模式,具体而言,就是以党为中心、政府重点参与、村民自治组织为中坚、村民为主体、社会其他力量为辅助的多元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乡贤主德治、政府主法治、村民主自治,党委全面领导的协同治理机制,巩固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发掘乡村自身潜力、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