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黄河流域为例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技术创新效率分为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两阶段,采用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引入技术密度作为门槛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倒“U”型关系,上游地区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U”型关系;②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对成果转化效率影响不显著,上游地区的成果转化率随着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③黄河流域和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双重门槛效应,其中,中游地区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上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而黄河流域和上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成果转化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单一门槛效应,其中,中下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区域差异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研究

生态创新作为推动绿色发展和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日益受到重视,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影响的机制和条件尚存争议,且地理学视角对该问题的关注较少。运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和生态创新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其他地区多表现为抑制或不相关;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产生积极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和生态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等因素存在门槛效应,只有跨越这些门槛时,"波特假说"才能成立。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基于门槛模型的分析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治理投入门槛、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揭示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运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治理投入设定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从总体看,当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但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提升到较高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效应有所减弱。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不同时,相较于绿色产品创新,研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门槛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企业等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低水平驱动和高水平抑制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有益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中国271个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强化环境规制、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日益趋紧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技术创新?针对这个问题,论文以2000—2016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其门槛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能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具有连续性。第二,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相同,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过低和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不利于技术创新。     

研发投入、国际化程度与制造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分析

以2012-2018年有国外销售收入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当期、滞后1期、滞后2期研发投入以及国际化程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存在单一门槛值;各期研发投入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且滞后1期与滞后2期研发投入的双重门槛值几近相同;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人力投入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负向影响企业价值。研究结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引领我国制造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的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但这一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并无显著作用。但是,我国在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不同区域间环境规制对创新活动影响的差异,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等,为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融资约束视角下“波特假说”仍有效吗——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其他经济圈的比较研究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企业2010-2019年面板数据,并与其他经济圈进行同期比较,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企业经营成本的中介作用与企业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抑制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并未发挥有效作用,与其他经济圈相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作用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意愿;融资约束在经营成本的中介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当融资约束降低时,经营成本的负面影响得到部分抵消。     

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1998—2013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基于研发资本投入的门槛效应。两个拐点值使得产业集聚与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曲线特征。在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的影响不显著,存在基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时间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跨越了研发资本投入的第二个门槛值,并经历了由低向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集中分布转变的结构性变化。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知识生产函数理论框架,笔者运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了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低出口贸易水平省份,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高出口贸易水平省份,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随着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水平从“低_高”的方向发展,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遵循“不显著_显著促进”的演进过程,这与分组样本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同时,研发劳动投入与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且研发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的贡献最大.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②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自主研发、 技术溢出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10—2014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受国内自主研发及国际技术溢出两方面影响.在国内自主研发过程中,研发资金投入、IFDI技术溢出以及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OFDI逆向技术溢出、 贸易溢出渠道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存在负向影响,但是贸易溢出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发现,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水平高于一定门槛值时,研发资金投入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会显著增加.因此,遵循"十三五"期间"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整合协调资源、 环境和经济发展,促进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各省份不仅要合理增加自主研发资金投入,更要均衡考虑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以实现我国技术创新的绿色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