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创新理论为基础,运用1998-2009年我国中部地区六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该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和科技活动人员数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都产生了正面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对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则产生负面作用,但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环境规制的差异对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环境规制相对变得更严时，“环境规制的成本贸易效应”发生作用，中国会进口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当环境规制变得相对较松时，中国会向发达国家出口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然而，由于世界各国都有加强环境管制的趋势，再加上“波特假设”的存在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贸易效应”发挥作用，适当的加强环境管制虽然可能会增加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但是也能够有效地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从而带来收益。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的文献综述

本文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这一主题,在对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目前文献的不足之处进行评述,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在论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标准产业分类中18个两位数产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滞后3期的g＆D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g＆D支出增加0．19％,专利数量增加0．30％,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得到部分证实。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

基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视角,以我国30个省区2003-2011年的数据资料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论环境规制变量是否受到内生性影响,其对技术开发、技术转化、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都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对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进一步将30个省区划分为东、中、西部时,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策建议是进一步促进环境规制对“创新补偿”诱导作用的发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生产率的“双赢”。     

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从理论上讲,“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而知识产权保护未引起普遍重视。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2004－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动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呈现由负向抑制到正向促进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呈现由正向促进到负向抑制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重化工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DEA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重化工业技术创新及生产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后位居效率前沿面的行业较规制前大幅增加,较强地支持了“波特假说”;然而对于极少数行业,环境规制并未提升综合技术效率。进一步计算其非期望产出不足率发现,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污染物排放严重过剩。最后将重化工业分为四大类并提出相应的规制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近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工艺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环境规制作用于绿色创新的传导路径,进而考察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组合的并行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得出:绿色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具有正向传导作用;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绿色创新协同效应的发挥主要是由市场型环境规制所决定,只有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越过特定门槛值时,两种环境规制的组合才能引致绿色创新的最大效应发挥.提出适度加大命令型环境规制执法力度,尤其要发挥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践时应优先考虑绿色工艺创新;逐步建立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期实现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