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湖北省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湖北省41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户主的主业、家庭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流转的行为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流转意愿正相关,有村干部的家庭也更容易发生农地流转;而户主的主业和农产品价格等因素则与流转意愿负相关.最后就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加快农地流转提出了相应建议.     

后农业税时代河西走廊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以河西走廊张掖市农户调查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交易价格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家庭非农收入比例也对农户农地流转有较显著的影响作用;农业补贴额作用着农户农地流转;＂农户对农业税费减免政策的效应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典型农业县域转出劳动力对耕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

在宏观分析劳动力转移及耕地流转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湖南省典型农业县域新化县为研究区域,抽样调查520户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家庭成员耕种为参照组,建立起各耕地处置方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影响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年龄、文化程度、非农就业技能、非农就业地点、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稳定性、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等是目前新化县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2基于因农往返成本、非农就业稳定性和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文化程度较高的外出劳动力会理性选择转包、出租、入股这三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3年龄越大、非农就业地点越近、非农就业收入较低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代耕这种进退自由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4年轻、非农就业技能越强、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愈完善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转让这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5政府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耕地流转的合理引导,形成有效的耕地转出、转入需求和通畅的流转渠道,可极大程度提高耕地流转效率。     

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3年吉林、山东和陕西3省42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就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有重要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家庭非农就业人员越多,农户发生土地转出行为的概率越高,土地转出的面积越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企业和服务业,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以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以及建立健全基层土地流转服务组织的政策含义.     

农地流转能否提升劳动力市场有效性——以“三权分置”改革为背景

提升劳动力市场有效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农地是与劳动力紧密相关的重要生产要素,其有序流转在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通过人地联动机制带动劳动力重新配置,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本文以“三权分置”改革为研究背景,在归纳总结中国农地流转制度演进特征基础上,构建农地流转影响劳动力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农地流转影响农业、非农和总体劳动力市场有效性的作用机理,并揭示其局部及整体运行逻辑。研究发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地流转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增进效应提升农业劳动力市场有效性,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厚劳动力市场效应提升非农劳动力市场有效性,以及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有效性。农地流转有望促进农业与非农劳动力市场趋于统一,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劳动力市场彻底打破分割,以及农业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为前提。本文研究为深入推进农地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承包地确权、农业补贴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发现：承包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的几率，且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面积。农业补贴也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几率，同时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面积，但减少了农户土地转出面积。承包地确权显著增强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入几率和转入面积的正向影响，但显著降低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几率的效应，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面积的效应受土地确权影响不显著。承包地确权和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地区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组织形式、上一年农业产出及投入等均对农户土地转入有显著促进作用。较好的土地生产条件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建议通过深化“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加强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改善土地质量等途径来促进土地流转。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区域农地市场发育对农业商品化的影响——基于农户层次的分析

通过农户问卷调查,利用托比模型在农户层次建立了农地市场发育对农业商品化影响的计量模型,并在不同样本集上估计了农地市场发育对农业商品化影响的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转移、信贷市场、资源禀赋以及土地市场发育对农业商品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就土地市场发育而言,从总体上来说,在农户层次上土地转入会提高农业商品化程度,而土地转出则会降低农业商品化程度,土地价格对于农业商品化则没有显著影响;至于土地市场发育对于农业商品化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样本尺度上有不同的表现.最后提出完善农地市场、增加农业信贷支持的建议.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农地流转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地转出的概率并显著降低了农地转入的概率,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从农地有偿流转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高收入水平和低农地禀赋的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农地流转。据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互联网平台建设,制定差别化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政策建议。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影响——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农户微观角度,首先运用经济学理论模型推导出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影响,然后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农地整理影响下的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进而得出劳动力转移和耕地流转的规模。结果表明,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受到农地整理的影响;农地整理区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大于现有农户农地规模,农地整理区户均农地适度经营规模为1.96hm2;湖北省农地整理区户均应转入农地量为1.17hm2,户均劳力转移人数为1.25人。因此,应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通过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扩大农户农地经营规模,并加大农地整理力度和提高农地整理质量,从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     

农户兼业化的演变及其对土地流转影响实证分析

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户家庭收入构成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农户兼业化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过程。更进一步采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建立biprobit模型研究农户兼业化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细分探讨了农户兼业化对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农户兼业化程度逐年加深,其中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农户兼业进展缓慢;②存在以非农就业、理财投资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出概率和以农机投入、农业补贴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入概率的显著中介效应;③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随着农户家庭平均年龄增加分别呈正U形和倒U形关系。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兼业化程度的农户采取分类管理、针对施策,以激发土地流转,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背景下农地流转滞后问题研究

基于文献查阅与分析,对农地流转滞后的影响、原因、对策农地流转模式进行了综述。通过比较与总结前期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农地流转滞后对农业发展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农地流转滞后是由农地流转市场中供给不足、需求不足和供求交易障碍状况导致的,分析这三种状况产生的原因是解决农地流转滞后的关键;农地流转供求状况因劳动力分化、农地异质和区域分异性存在差异;现有农地流转模式实用性存在区域差异。最后基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提出我国农地流转应推行渐进式分类发展策略,并提出政策建议。     

非农就业、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非农就业工资率的不断上升直接导致农户从事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户的从业选择。农户就业的多元化将对我国农地流转的供给产生深远的影响。要使农地顺利流转,必须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促进农地需求,故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农业劳动力视角看我国农地流转的成因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农地资源的附着力角度对我国农地流转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剩余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造成农地资源的附着力下降,加之城市对农业劳动力产生的引力,使得农村的劳动力有向外转移的需求,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必然造成农地的流转。     

农户经营特征分化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文章基于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宏观背景,从农户经营特征分化视角出发,分析了当前异质性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机理,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全职型农户均有较强的土地转入意愿,但普通农户因土地流转市场缺失难以转入土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租承受能力较强且受到政府支持,转入土地较容易。非全职型农户中,兼业农户基于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与社保功能,倾向于维持现有土地规模;工商农户具有较强的土地转出意愿,但土地流转市场缺失、种粮补贴政策扭曲、土地社保功能突出制约其转出土地。据此政策启示:建立健全各类农户创新创业投资的激励诱导政策,促进农户经营特征有效分化,提升农地流转有效供需水平;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保制度,消除土地准社保功能,促进农地在各类农户间有序流转,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     

农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

如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数量在逐渐增多,而户籍管制已经非常放松,需从农地流转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农地流转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降低其转移成本和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关系的实证分析可知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针对该结论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永久性迁移。     

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相关性分析

农村耕地和劳动力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对其规律性研究,是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首先对云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土地流转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农村劳动力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而土地流转以农户自发形式为主,总体规模不大、速度缓慢.为此,论文借以云南省祥云县米甸镇为例,对农村劳动力和农地流转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作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呈正相关性,即有一亩土地流转相应就有约4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而劳动力转移是当前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