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能否改善政府补贴对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2017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究样本和手动匹配的企业集团信息,对政府补贴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进行研究,并进一步考察企业集团在该影响路径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依据研发及技术难度,将创新产出划分为高质量创新产出和策略性创新产出,发现相同情况下政府补贴仅能促进企业策略性创新产出增加,无法对高质量创新产出发挥显著作用。将企业集团纳入分析框架后发现,企业集团通过内部市场优势使得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总产出激励作用更显著,还使得政府补贴在企业高质量创新产出方面发挥显著促进作用。     

政府研发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来自新能源企业的实证

主要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以及专利强度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2008-2018年228家新能源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有正向影响,即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产生光环效应,增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机会;②专利强度显著正向调节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与企业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关系,而对企业获得股权融资则无显著影响,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更关注企业创新能力。     

产业政策提升中国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提升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而产业政策的有效使用将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市场准入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明显效果,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产权、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作用,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则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股权多元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选取2008—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基于企业股权集中度之上的属性多元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所处的外部环境角度深入探讨了股权多元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外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基于股权集中度之上,提升股权属性的多元化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内部作用机制表明,股权多元化可以通过提升管理层治理积极性、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以及增强资源获取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外部调节效应表明,市场垄断和技术壁垒会抑制股权多元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而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则可以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     

政府创新补贴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了吗?

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背景下，政府创新补贴作为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否能够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科学界定数字经济企业范围，在此基础上，以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关键词筛选方法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数据，系统探讨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强度，该结论在稳健性分析中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于成长期、高技术行业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创新补贴与数字经济企业私人研发强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我国当前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政府创新补贴还处于倒U型的左侧底部。同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不具有动态性。本文的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数字产业化及政府补贴效应等相关领域文献，为数字经济时代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优化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更好地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政府补贴、行业竞争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政府补贴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形之手",在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倍差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渠道.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行业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样本中,政府对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竞争行业,这说明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利于纠正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为研发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应只在中高竞争行业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从成本渠道考察发现,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出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成本扭曲效应.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不能一味地对企业进行补贴,而应该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成本倒逼机制,让企业通过内生动力而非价格竞争形成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的非对称影响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政府补贴是激励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从政府补贴的异质性视域探究企业创新绩效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基于2012—2020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的非对称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创新补贴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非创新补贴;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但非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补贴不仅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而且能够显著影响企业风险投资的获取,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为充分发挥政府补贴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需要优化政府补贴结构,逐步提高创新补贴规模与强度;完善补贴项目的甄选和评估机制,不断提高创新补贴效率;搭建创新补贴公共平台,充分发挥创新补贴的信号效应。     

政府补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文章选取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四个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弱化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高市场化区域企业更为显著。     

货币政策、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

以中国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货币政策波动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显著增加,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但这种效用仅发生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效用不显著;并且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显著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效应不显著。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与企业创新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结合了政府补贴和金融资本的优势,成为扶持行业发展的重要产业投资方式.文章借助2014年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建立这一政策实践,利用2009-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评估了产业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基金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同时对创新产出也有明显的影响.这种效应集中体现在大型企业、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人力资本高的城市.而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作用于企业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委托代理关系,可以通过机构持股方式对企业代理人实施创新投资激励,既引导了资金流向又提高了国有资本效率,从而实现了企业技术升级.文章的研究既为持续推进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高技术行业破解国际困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选择.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的演化博弈——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企业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支持和信贷担保支持，可以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从供应链金融视角切入，融合数字化服务平台和政府补贴，设计核心企业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的机制，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机制有效性，通过数值仿真进一步探寻初始积极策略比例、政府补贴、参与成本等不同因素对机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企业、核心企业、金融机构选择积极策略的初始比例越高，博弈系统收敛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概率越高；政府补贴有助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顺利发挥作用，但在博弈主体初始积极策略比例较低时的边际效用较弱；降低博弈主体的参与成本是促进博弈系统向帕累托最优状态演化的重要途径。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倾向评分匹配倍差法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倾向评分匹配倍差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且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与补贴强度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因企业类型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政府补贴对民营、中小型、中西部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     

行政审批改革与政府补贴配置优化

政府补贴是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有效配置政府补贴能激发企业活力，引导产业升级。行政审批改革是否有助于优化政府补贴配置效率是学术界及政府部门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行政审批改革对于政府补贴的影响。研究表明，行政审批改革显著地促进政府补贴流入民营企业，这种促进作用在盈利情况更佳、规模更大以及投资强度更大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基于过往我国政府补贴资源错配的现象，行政审批改革有助于政府补贴遵循“扶优扶强”的配置原则，改善了政府补贴资源配置扭曲，促进了政府补贴的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经济影响在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政策评估以及政府补贴配置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政府补贴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如何对补贴进行结构性优化,以更好发挥政府补贴的精准性及创新激励效应是迫切需要回应的重大问题,同时,企业创新活动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也表现出异质性。文章选取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发展阶段性特征,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补贴对成长期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果,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创新无显著正向影响;(2)补贴对成长期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通过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机制实现;(3)补贴没有提升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内部研发意愿,这解释了补贴无法促进成熟期、衰退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及外源性融资增加无法转化为衰退期企业研发投入的内在原因。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为了精准发挥补贴的创新效应,需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特点对补贴的介入与退出机制进行结构性优化。对成长期企业进行补贴倾斜能更好地发挥创新激励作用,一旦企业步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政府需要考虑非研发类补贴的退坡,以集中资源聚焦创新扶持。     

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获取

近年来,企业ESG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促进了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能够通过强化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加强外部监督、提高企业声誉和抗风险能力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与整个社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信贷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ESG表现所带来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提升了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表现为创新投入的显著增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显著提升,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揭示了ESG表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效应和途径,为我国持续推进ESG建设和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时代及追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本研究基于2008—2021年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试点为政策干预,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回答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2)政府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政府压力调节作用的影响,财政压力小的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促进所在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为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要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积极夯实政府财政保障能力等。本研究为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方向。     

地方债发行能否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和新三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地方债数据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债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债发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也减缓了高素质人才的积累。异质性分析发现,专项债比一般债更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地方债发行对提高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低债务水平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债发行规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地方债水平超过0.0773极值后,地方债发行会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坚持通过地方债发行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