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约束与高污染企业估值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估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的价值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以及每股股利在其中发挥了调节效应。上述结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国有高污染企业和低现金流量企业的样本中，政策影响的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融资替代的存在，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将有所削弱。因此，必须重视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估值的负面影响，从而为高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绿色信贷政策能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吗

绿色信贷是助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挤出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并且挤出效应在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良好或享有政府环保补助时,绿色信贷政策能激励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减少长期贷款和企业研发支出的途径抑制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配置作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资源再配置与企业投融资行为

在当前绿色金融政策实践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以绿色信贷政策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分析绿色信贷政策激励与约束双重机制的理论模型框架，并探讨了其微观影响机制。进一步地，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不同层面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理论分析证明，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中，单纯侧重于激励与约束机制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性，只有二者协同发力，才能更好发挥政策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融资便利性，减少了“三高”企业融资行为；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敏感性更强，既获得了“赏”，也得到了“罚”。本文提出健全绿色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的政策设计和相关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会加剧重污染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显著加剧重污染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会改变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短期信贷契约实现债权监督治理机制效应,提高重污染企业会计稳健性可以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抑制效应”;但是,过度的抑制管理层的盈余平滑也会放大重污染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从而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加剧效应”。在绿色信贷的实施过程中,应该关注重污染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实现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的双赢结果。     

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与效果: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与效果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评述,发现学者主要从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治理、商业银行经营、企业债务融资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和优化作用;对于环境污染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地区差异显著;对于商业银行经营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对于企业的债务融资和经营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且具有异质性.     

绿色信贷发展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商业银行财务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从规模效应、风险结构效应、成本收入效应分析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并检验绿色信贷对银行财务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存在直接负向影响与间接正向影响,且综合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国有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具有负的政策效应,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具备显著的政策效应;绿色信贷业务对银行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中规模效应、成本收入效应为主要影响路径。     

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在“十三五”供给侧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绿色金融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并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从而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正式实施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首次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发现重污染企业的有息债务融资和长期负债均显著下降且高排放地区国有大型企业的降幅最大,同时,国有、大型重污染企业的新增投资显著减少,另外,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上升且经营绩效大幅下滑,表明绿色信贷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力推动绿色信贷、不断完善绿色融资、切实引导资金流向资源技术节约型和生态环境保护型产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末端治理还是绿色转型?--绿色信贷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对重污染行业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有限制其扩张落后产能的功能,还有支持其绿色转型的功能。然而,当前对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行业企业落后产能扩张方面,对绿色信贷是否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缺乏关注。本文从企业环保投资角度探讨了绿色信贷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投资水平,但对其末端治理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体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资金投向的“引导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和国有企业更显著。增加借款规模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重要途径,绿色信贷无法通过降低借款成本和改善借款期限结构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发现为全面理解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参考。     

碳信息披露、内控质量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碳信息披露日渐成为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基于“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降本减负政策，选取2017-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在对碳信息披露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及内控质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呈显著“倒U型”，内控质量在其中起到负向调节效应，在倒U型拐点两侧分别表现出抑制和补充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碳试点市场地区的倒U型关系显著，非试点市场不存在倒U型关系；国有企业碳信息披露已率先越过拐点，民营企业仍处于碳信息披露初期阶段。研究结论为规范碳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主动性、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供理论依据。     

劳动力成本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信贷配给理论,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别以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劳动力成本代理指标,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需要银行贷款的自主决策与贷款可得性两方面信息,甄别企业受到的不同类型的信贷配给,进而系统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成本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信贷对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筛选效应”;第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和自我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不仅会受到更高的来自银行的信贷约束,还会受到来自自身的信贷约束,形成双重“筛选效应”;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水平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显著缓解“筛选效应”的不利影响。本研究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劳动力成本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信贷配给理论,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别以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劳动力成本代理指标,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需要银行贷款的自主决策与贷款可得性两方面信息,甄别企业受到的不同类型的信贷配给,进而系统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成本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信贷对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筛选效应”;第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和自我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不仅会受到更高的来自银行的信贷约束,还会受到来自自身的信贷约束,形成双重“筛选效应”;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水平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显著缓解“筛选效应”的不利影响。本研究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两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两高”企业主要污染物SO₂排放量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高是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两高”企业SO₂排放量的主要途径。此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果。     

绿色信贷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抑制其过度投资问题;（2）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的方式加强对重污染企业的债权治理,缓解代理问题和迫使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政策效果在国企与民企、是否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为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地区绿色发展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规制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层面的具体应用。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更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有效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新型货币政策担保品框架的绿色效应

本文以2018年6月我国央行开始接受绿色信贷资产作为MLF合格担保品这一事件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我国新型货币政策的担保品扩容对绿色信贷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将绿色信贷资产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范围增加了绿色信贷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并降低了绿色信贷企业的信贷成本;第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民营绿色信贷企业在融资可得性方面对政策反应更显著,国有绿色信贷企业在融资成本方面对政策反应更显著;第三,分行业的扩展性检验表明,央行合格担保品扩容政策对于环保行业的绿色信贷企业主要通过提高融资可得性发挥作用,而对于重污染行业的绿色信贷企业则主要作用于其信贷融资成本。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央行担保品扩容具有绿色效应,可综合运用央行担保品框架和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我国新型货币政策的定向调控功能。     

“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影响银行信贷获取——基于“言”和“行”双维度的文本分析

基于我国推行绿色信贷的政策背景,本文考察了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研究发现:(1)从总体来看,“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借款。(2)相比于长期银行借款,“多言寡行”对于短期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3)《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抑制了“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4)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环境责任表现“少言多行”以及“少言寡行”的企业,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对于银行的信贷资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在无背景关联、价值较低以及市场环境更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有助于信贷机构认识到绿色信贷政策面临的执行风险,为确保绿色信贷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基于银行声誉视角的中介效应分析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步提高,政府与各社会群体开始意识到绿色信贷的重要性。为推动银行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落实绿色信贷,有必要从银行声誉的视角分析绿色信贷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论文基于银行声誉的视角,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机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该银行声誉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并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内生性与稳健性。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具有负向影响;银行声誉具有中介效应;中小型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银行数量较少,更易受到绿色信贷业务的影响。最后,论文结合当前商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的现状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