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资源依赖与绿色经济发展

结合理论和实证深入分析数字经济、资源依赖以及绿色经济发展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丰裕的自然资源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也会产生明显的资源依赖倾向,抑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这不仅弱化了当前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造成了恶性循环。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而且该效应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外溢性,能够有效弥补资源依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数字经济与自然资源间关系并非是“互补性资产”而是一种“互斥性资产”,数字经济对资源依赖的具体影响仅体现弥补作用上,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没有改变自然资源的使用偏好,反而还加剧了资源依赖倾向,同时该影响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四,政府环境管制可以通过影响价格机制进而降低资源依赖度,而且不同管制力度下数字经济的“绿色效益”存在明显差异;第五,资源依赖程度取决于要素间替代关系,资源与其余要素间相对价格又是影响要素间替代关系的关键因素,资源价格的提升可以将数字经济与自然资源间“互斥性资产”关系转变为“互补性资产”关系,进而打造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优势,而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住房、便利设施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微观机制与福利效应

通过构建住房和便利设施供给内生的空间均衡模型,运用人口调查数据和反事实检验方法,本文考察了住房成本和便利设施水平变动影响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成本随着异质性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而显著上涨,但城市便利设施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扩大,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2)住房成本上涨与便利设施水平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异质性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与配置,反映在城市体系上,使得城市的规模分布分别呈现出扁平化和向大城市极化的特征;(3)就福利效应而言,住房成本上涨压缩了工资溢价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空间,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福利差距的扩大趋势;更高水平的便利设施促进了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也加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福利不平等状况。城市规模对上述福利效应存在放大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性--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差异和分布动态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异系数与静态面板收敛模型检验收敛性。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均衡格局,东部城市群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城市群总体的相对差异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其主要来源是群间差异,而群内差异的贡献率最小;各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的分布延展性和极化特征;十大城市群中,京津冀、珠三角、成渝、关中、山东半岛和北部湾城市群存在σ收敛,同时所有城市群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人口结构变化、储蓄率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内生人口结构为视角,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间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部地区与全国水平较为接近,各方面走势也与全国水平相似;经济增长使得少年抚养比出现持续性下降,除东部地区外,经济增长使老年抚养比也出现缓慢下降,但后续逐步趋于平稳;除东部地区外,少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出现持续性上升,而老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未来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需要有更高的储蓄率进行应对。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研究现行人口政策,改变社会人口结构,提升少年抚养比,以有效应对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的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和城市群发展

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即要素集聚,聚集经济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产业集群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从而促进城市化,城市群的发展是城市化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上,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和城市群分别起主要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同时发挥城市聚集经济、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的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关系研究——基于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2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为研究对象,在选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门限回归模型、内生性分析模型对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22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添加中介变量创业活跃程度、投资集聚能力、人力资本提升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所产生影响的机制渠道,最后通过加入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交互项来分析环境规制是否对城市绿色创新产生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影响程度和水平具有规模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创业、投资、人力三个渠道对城市绿色创新产生间接影响。在环境规制条件下,数字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有所弱化。     

全球迎来中小城市时代

过去的半个世纪是属于大城市的：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已从两个增加到20个。但事实上，大城市的时代已经结束。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曾超过8％，但近5年来，这一数字下降了一半以上。相反，从2000年至2015年，全世界小城市（人口不足50万）的数目将增加23％，而次小城市（人口在100万到500万之间）的数目将增加27％。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人口集聚的影响研究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产业、区位以及集聚效应,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城市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本文从微观视角构建理论模型,运用企业层面数据,考察外资企业的发展与地区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总额和融资便利程度等表征外资企业经营规模的指标均对城市化率指标和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资企业雇佣员工数量对于城市化率和城市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外资企业发展与法律制度对城市化进程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外资企业的发展,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员工数量的增加能更好的促进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     

全面释放数字经济动力

数字科技等数字化、高科技红利正在替代人口红利,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助力。为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还需要从顶层制度规划、强化数据利用与保护机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人才引育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完善政策措施。     

我国城镇人均工资水平的计量分析及对策建议

工资水平是指一定区域和一定时间内劳动者平均收入的高低程度。生产决定分配,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提供更多的可分配的社会产品,因此工资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为适应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状,增加人民工资、抑制通货膨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我国社会高速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之路。那么就业和工资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本文是一篇关于财政支出与就业人员经济关系的论文。通过对我国城镇人均工资水平的历史及现状研究,建立了城镇人均工资水平的经济模型。并研究了模型中主要变量对模型的主要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城镇人均工资水平的对策建议。     

大城市“人口超载”当两面看

近期一些媒体对京沪等大城市“人口超载”作了多方面剖析,比较集中的意见为“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对流动人口吸引的‘盆地效应’”;还有的认为“超量外来人口使这些城市的土地、环境,水资源难以承受,社会压力极大”。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结合使用SBM方向函数、空间面板回归以及QAP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了2013—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发展动力和空间不平衡性，并提出我国社会价值判断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繁荣；经济高质量发展、良好的内外部投资环境和稳步增长的金融科技水平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而不当的政府干预和数字使用鸿沟则起了阻碍作用；在地区发展平衡性方面，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政府干预力度的差异是造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金融开放程度、三级数字鸿沟以及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则是次要因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念趋近于乘法型社会福利函数，为进一步释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红利，应在充分激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的基础上，兼顾地区发展平衡性，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     

大城市"人口超载"当两面看

近期一些媒体对京沪等大城市人口超载作了多方面剖析,比较集中的意见为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对流动人口吸引的‘盆地效应’;还有的认为     

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人口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人口老龄化往往意味着人口红利下降甚至消失,需要采取有效应对举措以增强经济增长动能。本文采用LMDI因素分解法考察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年龄结构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分析了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从挖掘人口红利潜力、加快形成二次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有条件可持续增长

人口红利有条件可持续增长是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下的必然结论,对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面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时代之问,为实现我国人口红利的可持续增长,进而支撑经济在战略机遇期内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应把握好四大关系:人口红利与教育结构的关系,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老龄人口与长寿经济的关系,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制定和实施八项政策对策,即人口政策解决总量问题,教育政策解决结构问题,老年政策解决存量问题,消费政策解决增量问题,投入政策解决质量问题,就业政策解决红利问题,科技政策解决动力问题,财政政策解决潜力问题.通过多个方面综合发力,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有条件可持续增长.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广义矩估计(GMM)、面板门槛回归(PTR)等计量模型考察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下,人力资本红利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红利和西部地区的数据要素对于本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数据要素积累到一定阶段将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红利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影响.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内生增长模型与计量检验

人口红利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以我国中部A省为研究对象,在建立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动态关系,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是推动A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数字经济、市场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普及水平、应用水平和发展水平等四个维度测度了中国2010—2020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数字经济的继续发展将有利于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指标来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普及水平和应用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则不明确。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和基准回归一致,但在中部地区二者呈U型关系,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市场化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人口红和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内生增长模型与计量检验

摘要：人口红利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以我国中部A省为研究对象,在建立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动态关系,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是推动A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慈善捐赠会影响公司IPO溢价吗

慈善捐赠作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提升公司声誉,长期来看可以引导消费者产品偏好,有利于产品销售增长和公司发展。而慈善捐赠信息作为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要部分是否会受到投资者关注从而对IPO溢价产生影响呢？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慈善捐赠对公司绩效影响在IPO中的体现。研究发现,慈善捐赠水平与公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IPO溢价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随着捐赠水平提高,IPO溢价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慈善捐赠水平与公司上市初期股价表现无关。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慈善捐赠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拓展了影响IPO溢价因素研究,在实践上对公司治理和慈善捐赠战略制定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