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投资者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研究

<正>文章以2017—2021年银行间市场上市公司所发行债券为研究样本,检验绿色投资者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的存在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及相关债券信用利差,与不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相比,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约低14.4%。文章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导致债券信用利差降低的现象在ESG绩效和内部控制较差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银行间债券市场应该考虑引入绿色投资者,完善绿色债券市场建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债券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防范债券信用风险是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升企业违约风险和提升发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两条途径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债券、国有企业债券及有担保债券,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债券、非国有企业债券及无担保债券信用利差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分析师预测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基于2008-2012年中国企业债券数据

现有研究表明,在股票市场中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盈余的预测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以2008-2012年中国企业债券为样本,本文的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在债券市场中,同样影响债券市场中资产的价格。具体包括: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分析师预测偏差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跟踪一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跟踪同一公司的分析师中明星分析师所占比例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对分析师预测的研究与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展期风险与债券利差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是优化金融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信用类债券交易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违约利差与流动性利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债务展期渠道影响信用利差,企业展期风险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利差的正向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和信用风险至关重要。     

中债估值识别了债券信用风险吗？——基于跳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一般公司债为样本,探究了中债估值跳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此说明中债估值对债券信用风险的识别作用。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能够显著提高债券信用利差,其中,中债估值上跳降低了信用利差,下跳提高了信用利差,且相对于上跳,下跳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债估值跳跃对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机构投资者中较大,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性较严重、流动性较差及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中也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不仅包含了公共信息,还含有私有信息,并能改善股票分析师预测表现。本研究说明中债估值能够识别债券信用风险,具有信息含量,对于债券市场信息环境建设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中小企业高收益债券市场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债权融资市场偏好绩优大型企业和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发债主体的评级重心偏高,债券的信用利差偏小。发展高收益债券有利于缓解潜在高增长企业的融资需求,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为投资者提供高风险、高收益的债券品种。目前高收益债券市场可以谨慎推出,但仍存在一些制度障碍需要从政策层面加以调整,同时应完善高收益债券市场的风险控制制度及配套措施。     

市场中介声誉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2016年以来的债券违约潮引发了投资者对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在自产定价中所起的声誉效应的关注.已有文献探讨了市场中介声誉与IPO抑价的关系,但关于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使用2009—2019年的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所起的信息效应和担保效应...     

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公司债市场的经验研究

自2016年债券市场集中爆发违约以来,限制性条款在债券契约中的作用受到更多关注。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实证研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1)设置事件类限制性条款越多,信用利差越高。(2)债券发行人为国有企业或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减弱。债券发行人所处行业存在债券违约、债券发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越强或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加强。(3)事件类限制性条款的设置会降低公司未来价值,但能够帮助评级较低的公司提高债券发行成功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限制性条款经济后果及债券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条款设置提供实证支持。     

信任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此外,本文还利用路径分析法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进一步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实证研究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较小,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债券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面临着较高的收集信息的费用,导致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回报,从而推高发债企业的信用利差。本文对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中国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     

债券增信定价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债券增信对定价的影响如何,不同的增信方式对定价影响又如何?通过对2007-2012年上市债券的研究,我们发现,债券增信可以降低信用利差,提升信用评级,因为债券增信可以促进监督。我们还发现,第三方保证比其他增信方式更能降低信用利差,更能提升信用评级,因为第三方保证将强有力的第三方引入债务合约,不仅增强了债务人偿债的动力,还合理分配了监督职责,既降低了监督成本又提高了监督收益。此外,我们还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券增信对定价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我们认为,债券增信是投资者实现自我保护的途径,尤其是第三方保证。在像中国这样制度保护弱的国家,第三方保证对于发展债券市场具有重要的作用。     

法治建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强化投资者保护是新《证券法》的立法核心。本文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法治建设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审议通过显著降低了公司债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债券流动性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是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债券特征看,当债券融资依赖度高、债券契约条款少、承销商声誉差时,法治建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从公司层面看,这一影响在投资者交易意愿低、投资者保护力度弱、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违法违规风险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防范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市场振荡趋弱明显货币政策动向是关键——2009月10月债券市场简评

10月份债券市场主要特点为：债券市场继续振荡下行;债券指数全线下挫,短融指数下降幅度最小;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全面上涨;高等级企业债收益率普遍上涨;信用利差走势出现分化。下一阶段,债券市场投资者虽资金充裕有一定配置压力,但只要年内还有调整时间,债券市场就难以实现反转。初步判断,收益率曲线可能出现平坦化上移态势,而信用利差或会企稳甚至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1—2018年在沪深交易所发生过交易的债券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债券信用利差,尤其显著降低了民企债和非上市公司债的信用利差;而且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越显著;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债券违约频频"爆雷"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减弱市场整体违约风险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城投债的担保可信吗？——来自债券评级和发行定价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的评级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对城投债“双重担保”(债券的“名义担保”与地方政府的 “隐性担保”)所做反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有担保的债券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均有利于提高债券评级,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却无显著影响。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原因可能在于债券评级市场“发行人付费”的商业模式下,评级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合谋导致了债券的发行评级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债券违约风险,从而机构投资者只能依赖其内部评级体系对此进行纠正。这种现象的存在让中国债券市场上的评级机构普遍面临信任危机,同时也对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     

债券市场参与者关注公司环境信息吗?——来自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环境信息与信用评级、信用利差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在债券市场中是否得到利益相关者的回应。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评级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显著性仅存在于环境绩效水平较好的上市公司;总体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债券信用利差的负相关关系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细分后,在环境绩效水平较优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而在环境绩效水平较差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负债成本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会计稳健性一定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吗？——来自我国信用债市场的证据

债券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其持续健康发展对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至关重要。已有文献在研究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时,普遍得出会计稳健性可以有效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结论。与之不同,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发行的信用债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债券发行人的会计稳健性越高,其债券发行的信用利差也越高,意味着发债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将增加其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未来的债券合约重新谈判成本越高,发债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对其债券融资成本的不利影响越强,支持了债券合约的重新谈判成本是影响会计稳健性与债券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上述研究结论深化了学术界对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认识,亦为政府监管部门规范债券市场运行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策预期企稳流动性支撑市场继续走强——2009年11月债券市场简评

11月份债券市场主要特点为：债券市场结束振荡下行进入快速上升通道;国债总指数领涨;1～10年期国债收益率全面下降;高等级企业债收益率呈平坦化;企业债信用利差走势出现明显分化。下一阶段,在货币政策预期企稳的情况下,流动性将支撑债券市场继续走强,国债收益率曲线短端以及中短期信用债券有可能受到投资者的特别关注。因此,初步判断,收益率曲线或陡峭化下移,而信用利差有望全面会企稳甚至下降。     

中国债券市场私募利差研究

在信用债绝对收益率低、风险偏好回落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可以在私募债市场上挖掘机会.相较于公募债券,私募债券因为流动性差和信用风险高,可以给投资者提供一个风险溢价.通过计算主体点差对主体的私募利差进行分析发现,受债券信用评级、品种和发债主体所有制属性影响,私募利差分布呈现出正偏态和聚集性;私募利差的时间序列非连续,可能与中债估值调整有关.由于私募利差序列波动较小,投资者可以利用私募利差对私募债进行定价,作为制定私募债交易策略的基准.     

碳效益与绿色溢价——来自绿色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非金融企业发行的绿色企业债和公司债数据,并与相同特征的普通债券进行匹配,本文研究绿色债券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这一碳效益对于债券收益率利差的影响。实证发现相比于普通债券,绿色债券的碳效益可以显著降低其收益率利差,表现为二氧化碳减排量越高,绿色债券的收益率利差越低,即产生负的绿色溢价,这一结果也通过了多种内生性检验。机制检验表明碳效益的绿色溢价源于债券投资者的亲环境偏好,以及绿色债券的正外部性转变为经济价值的能力。进一步检验发现当碳效益的地区贡献度越大、地方政府面临的碳减排压力越大,或者存在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时,碳效益产生的负的绿色溢价越明显。本研究对于理解二氧化碳减排等碳效益如何影响绿色溢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绿色债券市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