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空间差异

利用1991—2010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股票筹资和研发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2006—2007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截面数据,通过协整关系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相关分析,分析了金融集聚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并以金融机构贷款和股票筹资及研发强度为依据,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四个等级,分析了金融集聚与研发投入的空间差异。结果发现:金融集聚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股票筹资与研发投入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研发投入与金融机构贷款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集聚与研发投入呈明显的线性相关;股票筹资对研发投入的贡献要大于金融机构贷款。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     

金融市场化、配置效率与地区研发创新

研发创新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研究与开发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收益回报周期长特点,使其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因而需要金融市场有效发挥要素配置功能。有效率的金融市场是影响研发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和中国省级宏观数据研究金融市场化对地区自主研发创新的影响,是一个新尝试。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通过改善外部融资环境有效地提高了地区研发创新水平,平均而言,正规金融融资便利化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人均专利申请量和人均专利批准量分别提高19.23%和16.39%;民间金融便利化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人均专利申请量和人均专利批准量分别提高25.84%和21.05%。     

金融市场化、企业研发投资与现金持有

文章以我国沪深A股3 036家上市企业2008—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研发投资是否具有现金依赖性,以及金融市场化能否调节这一依赖性。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资会显著增加未来现金持有,但我国近年来金融市场化的推进使企业研发投资对现金的依赖性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公司中,这一削弱作用更加明显。丰富金融市场层次、促进金融市场竞争、转变金融调控方式、优化宏观金融生态,可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并有效助力企业研发创新。     

金融产业集聚与企业研发投入增长——基于金融功能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金融功能视角在对区域金融产业集聚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98 ～2008年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总体及分组数据实证检验了区域金融产业集聚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金融产业集聚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增长;高研发强度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时比低研发强度企业更易受到区域金融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区域金融产业集聚对低资助强度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作用比高资助强度企业更为明显.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再检验

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活动的政府补贴金额巨大,但在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方面是否能"如其所愿"还未形成一致结论.文章基于陕西省2014-2018年1万多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观测值,联合采用PSM与渐进DID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从研发投入来源的角度细分后发现,政府补贴"挤出"了自身研发投入.整体而言,政府补贴激励了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总额,但在自身研发投入上并未有效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应.由此,提出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更多关注政策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尝试将事前激励转化为研发投入后补贴或奖励;并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与企业信息披露机制,积极发挥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资本结构与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股权融资效应

新创企业作为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厘清其社会责任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及内在机理,不仅是社会学、财务学与管理学的重要交叉点,同时也对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文章探究了新创企业社会责任对研发投入的作用效果,并通过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揭示了二者关系的内在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微观企业融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所具有的股权融资效应,深化了组织战略管理与公司财务理论的相互融合,并为知识经济时代资源约束下的新创企业以社会责任促进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辩证的实践视角。     

研发投入、国际化程度与制造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分析

以2012-2018年有国外销售收入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当期、滞后1期、滞后2期研发投入以及国际化程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存在单一门槛值;各期研发投入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且滞后1期与滞后2期研发投入的双重门槛值几近相同;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人力投入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负向影响企业价值。研究结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引领我国制造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研发投入、所得税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基于企业所得税税负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企业产权性质差异对该研究结果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一是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是所得税税负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所得税税负会抑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三是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较重,所得税税负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抑制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     

市场化进程、去家族化与研发投入——基于中国高新行业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追索家族企业的动态发展轨迹,并利用2005—2014年中国高科技行业中家族上市企业的数据,探讨了家族企业去家族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引入外部经理人和变更实际控制人可以显著促进其研发投入的增加;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变更实际控制人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大;引入外部经理人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增加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没有显著差异。     

市场情绪、研发投入与企业实际投资——基于迎合渠道视角的实证研究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认为,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不仅会影响企业价值,而且会影响市场上投资者对公司成长的预期——拥有较高研发投入强度的公司被市场认为具有较高的红利增长不确定性。根据企业投资决策的迎合理论,外部治理压力会导致经理人做出偏离于最优水平的投资决策。基于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析了研发投入与迎合渠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的确有明显的迎合市场的情绪倾向,并且研发投入强度较高的公司,这一倾向会更加显著。     

异质性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视角

研发投入是衡量国家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文章从研发投入结构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差异,在此基础上加入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变量研究其调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对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而试验发展投入并未起到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市场化进程和政府干预在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而对试验发展投入领域的影响不大。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创新协同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省级市场化指数的研究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作用关系及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测算,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市场化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市场化指数的提高,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二是收入差距、创业活跃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的正向关系具有中介传导作用;三是政府干预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非线性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精准把控政府干预力度及方向,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指数的具体措施方案。     

数字金融发展、渠道效应差异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

利用拓展的IS-LM-CC模型,本文构建了数字金融如何通过利率与信贷两个传导渠道机制影响货币政策整体效果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条件脉冲响应IVAR模型对数字金融的总体效果进行了测算,接着对数字金融影响货币政策两个传导渠道功能的发挥进行了实证判断。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数字金融发展总的来说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其主要表现是放大了产出关于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幅度、减少了滞后时段和弱化了"价格之谜"。这显示金融发展对中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更符合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的特征。二是货币政策效果提高的深层机理,主要是数字金融对利率渠道的放大效应要强于对信贷渠道的弱化效应。数字金融发展对信贷渠道的弱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完善了银行外部融资市场,但对企业外部融资市场的完善影响不大。     

资本结构、区域市场化程度与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研究资本结构对我国制造业类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发现高负债显著弱化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本文发现当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高负债对其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更严重的负面影响。与之相反,当民营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高负债对其产品市场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将得到改善。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使资本结构没有发挥其战略效应和治理效应,从而弱化了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而当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得到改善后,资本结构将逐渐发挥战略效应,使得高负债对其产品市场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得到减缓。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研发投入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组检验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金融许可证信息进行匹配,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方向与强度,并探讨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大企业、老企业以及高融资依赖型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外资银行进驻会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企业规模、经营时间、管理费用和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制定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金融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