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分析方法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应用：省际劳动力迁移的多层次分析

本文将家庭作为迁移决策单位,利用多层次分析技术,从家庭、村和省级三个层次研究我国省际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类型、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主业和家庭在收入分层中的位置等家庭层次变量,经济类型、交通条件和迁移传统等村级层次主量,以及投资强度、经济结构、农村社会保障等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家庭的劳动力迁移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

本文在对农民工汇款情况做出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汇款决策、汇款数量以及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汇款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补贴日常家用的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同时,农民工举家外出对农民工汇款行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并减少汇款金额,同时会减弱补贴家用、抚养子女、建房和投资农业的意愿,不过会增加汇款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这些结论在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干预上需要给予适当考虑。     

外来农民工家乡汇款的影响因素及动机分析——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本文采用Tobit模型,对湖北省武汉市外来农民工给家乡汇款的影响因素及动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配偶是否留在家乡、退休后是否返乡、家乡的房产、失业时农村家庭的经济援助以及农民工外出打工时间等对汇款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农村家庭更注重横向关系,而非传统的纵向关系。农民工汇款既有利他动机,也有利己动机,但又并非两者单纯的折衷模式。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更隐蔽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这才是影响农民工汇款行为的根源所在。     

中国农村劳动力回流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

梳理了研究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相关文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回流的行为影响因素、经济效应和社会福利。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是劳动力自身因素,外部因素是一定时期经济、制度等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决策。农村劳动力回流带来经济效应和社会福利。     

外出劳动力汇款决策机制:主动抑或被动

本文以广东深圳为研究区域,结合2013年的调研数据,采用Tobit模型,探索外出劳动力汇款决策机制,结果发现:从外出劳动力的个体特征来看,男性劳动力和家中没有责任田的外出劳动力更愿意向家里汇款,是诱发外出劳动力汇款行为发生的一大因素;从外出劳动力的工作环境来看,培训因素、工作稳定性是导致外出劳力主动汇款行为发生的原因,而社保、劳动合同以及提供住房则是导致外出劳力被动汇款行为发生的原因;从外出劳动力汇款的实际特征来看,打工的月收入越高和用于家庭储蓄的汇款更有可能导致外出劳动力主动汇款。     

家庭难以搬迁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农村家庭难以搬迁,劳动力迁移以个人迁移为主。由于家庭难以搬迁,迁移的劳动力与家人离别会给迁移者和其他家庭成员带来心理上的效用损失。因此,农村劳动力需要很大的工资差距水平才愿意迁移,并且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心理评价也会提高,如果工资差距不变则迁移意愿就会降低。由于家庭难以搬迁,农村家庭需要为家务和农业生产留下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某个劳动力是否迁移不但取决于自身的迁移优势,还取决于其在家庭内部的相对迁移优势。通过描述家庭难以搬迁下的劳动力迁移行为,本文试图说明家庭难以搬迁是如何对单个劳动力迁移产生负面影响的。     

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日益普遍，贫困地区也不例外。本文利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户调查资料，对迁移收入转移及其对贫困状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并具体分析了迁移收入转移的决定因素。本文研究表明，中国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行为与“利他性”假说相吻合，这表明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可以视作一种积极的反贫困行为。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具体分析，本文也发现劳动力迁移的确成为缓解贫困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迁移人口与其他家庭成员处于不同的消费群体，他们的福利状况有可能被高估。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社会生产力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因此，从理论上讲，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性转移不仅对宏观经济增长具有影响，而且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具有影响。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来讲，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性转移对城乡相对收入变化也会产生影响。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了市场经济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福利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生产函数等经验模型对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以及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而且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尽管近年来城乡相对收入呈现随经济增长而拉大的趋势，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却起着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耕地、收入和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运用湖南省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资料，探讨了耕地、收入和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主要结论是，没有证实耕地、收入和外出打工行为间的倒“U”关系以及没有证实在耕地和收入居中的家庭里农民更愿意外出打工的假说；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教育对农民外出打工行动具有促进作用；年龄和外出打工行动间具有反向关系；人口多的家庭中人员外出打工的较多；儿童和老人的人数越少、劳动力人数越多家庭的农民越发愿意外出打工.     

外出务工、汇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迭代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汇款对中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收入、非农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汇款只能部分补偿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外出前后家庭规模的变化,劳动力外出务工仍对农户留守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当前,在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的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输出地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思考和重视。     

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机制探讨——一个多主体模型的视角

本文通过建立家庭内部成员收入分享、风险共担的单一模型,以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研究了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决策机制。并结合多主体建模方法,模拟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农户家庭如何在务工、务农及闲暇之间进行家庭劳动力配置,以实现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仿真结果表明传统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忽略了城市生活成本、农户对风险的处理方式等因素对农村家庭内部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最终导致相关的策略制定和行为分析偏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

本文利用2006年北京地区1452名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在总体中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笔者发现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家庭关系与老乡关系对于女性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还发现对西部地区的男性迁移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带来收入的提高.     

农村女性劳动力留城意愿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农村已外出女性劳动力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留城意愿。本项研究分别从个体特征、就业区域、经济因素、家庭特征、资源因素等方面开展解析，运用单因素分析和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索。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外出打工月收入等经济因素是决定农村女性劳动力留城意愿的主要因素；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与留城意愿呈负相关，这说明，拥有土地面积较大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留城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同时，鉴于女性劳动力的特殊性。家人态度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     

“农民工进村”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探析——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

本文通过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外来劳动力情况的调查，对影响外省农村劳动力迁移入兵团农场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迁移入兵团农场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因素、原居住地的生活压力因素、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流动方式、对未来生活预期以及社会保障等。其中，收入因素、原居住地生活压力因素等对其迁移决策影响最为显著。该研究结果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农村养老实践类型差异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6个地区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农民与市场关系差异是解释农村养老类型出现分化的重要变量。由于社会结构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民有着不同的市场化动力和能力，前者导致农民在就业地区选择上存在差异，后者导致农民在就业领域选择上存在差异，其结果是在中国形成了本地务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强工弱农以及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弱工强农等三种家庭劳动力配置形态。而养老嵌入于家庭，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是决定养老实践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区域配置会影响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从而影响老年人所获得的日常陪伴；劳动力产业配置会影响家庭经济收入，以此影响老年人所获得的经济积累。由此，在农民与市场关系影响下中国农村养老形成了高、中、低三种养老实践类型。基于此，农民与市场关系视角的提出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对中国农村养老现象的理解，充分体现了现代化转型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深远影响，也为进一步的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     

农村劳动力回流、人力资本与家庭农场培育——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农村劳动力回流对家庭农场培育的作用机制,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显著降低了家庭农场培育的概率。通过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和稳健性检验处理后,结论仍然稳健。同时,分别探讨了劳动力主动回流和被动回流对家庭农场培育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主动回流对家庭农场培育不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被动回流对家庭农场培育的阻碍作用显著。进一步机制探讨发现,劳动力回流会通过增加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家庭农场培育,但劳动力回流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在外的社会资本。因此,发挥主动回流劳动力人力资本优势,对其进行培训,更有利于家庭农场培育,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转移至江苏省南京市的农村劳动力为调查对象,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选择不同迁移模式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对总体样本和男性样本选择家庭迁移都具有正向的影响,家庭总人口数和家庭类型对迁移模式的选择无显著影响,学龄子女数是对农民选择家庭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的家庭特征因素,尤其是对女性样本来说,有学龄子女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家庭迁移;已迁移时间和迁移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选择家庭迁移具有正向的作用.     

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224份问卷的调查

随着农村劳动力不同质的转移,大量农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低素质化等现象,留守的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农村劳动力一定程度的畸形转移与结构性缺失,使得农村发展过渡到了一个瓶颈阶段。文章基于22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受人力资本、家庭、收入、就业因素的影响。其中,(1)人力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率是最大的,留守农户拥有技能、接受培训与否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结构;(2)家庭因素,家庭年纯收入、家庭人口数量、土地经营情况对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影响较大,(3)收入因素,本人月收入的影响权重较大;(4)就业因素,就业因素的影响力度较小,农户从事的行业以及就业地点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针对模型结果,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乡城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也日益突出.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异质性为切入点的分析表明,我国近年来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过程,是一种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迁移过程,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关键原因.鉴于此,有序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并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水平、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强化农村地区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鼓励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创业,就成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长治市为例

农村劳动力回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山西省长治市230个外出劳动力为样本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不愿意回乡发展的劳动力中,年龄小、未婚、外出打工年限少、收入低的劳动力占比较大。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农村收入、农村公共设施、教育条件、交通条件、农村发展机会、资金融资、医疗条件七个影响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农村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农村公共设施、教育条件次之,年龄大的人则更重视交通条件和医疗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