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掀起第三波基金合资潮

根据证监会2002年颁布的《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的有关规定。外资持股比例或者说在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不能超过33％。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该比例不能超过49％。2004年年底。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周年的到来。外资在合资基金中的持股比例开始放宽到49％。     

外资预谋垄断中国基金业？

随着外资在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被放宽至49%后，外方要求更多的话语权是显而易见的。今年合资基金出现热潮就是佐证。甚至有业界人士担心：这可能导致出现外资垄断中国基金行业的局面。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重生

2005年12月5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股权重组终于尘埃落定,重组后,母公司持股51%,BP、ARANDA分别持股20%和4.65%,小股东持14.35%,债权人持10%,至此,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获得新生。5日,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与BP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和ARANDA投资私人     

中搜网络：一家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资本旅程

京东、阿里巴巴为何舍近求远美国上市 互联网企业国内上市有多难7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更新了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IPO招股书。根据招股书,公司自我估值已由原来的1170亿美元升至约1300亿美元,其中日本软银集团持股34.4%,为第一大股东。之前5月2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京东,其第二大股东为老虎环球基金,持股比例为18.1%,仅次于持股比例为18.8%的刘强东。无论是日本软银集团还是老虎环球基金,均为外资投资机构。     

应对外资并购需要战略考虑

中国的外资并购在最近迅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首先是具有投机历史的凯雷投资集团收购遭受经营困难的徐工,此后,法国SEB因为在国内遭受困难,努力在中国寻找出路,欲成为苏泊尔的绝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约在52.7%至61%之间。期间,还发生了德国蒂森克虏伯收购天润曲轴,前者欲收购后     

外企境内上市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外资在拟上市企业的持股比例和改制主体来区分，外资企业申请境内上市有三种形式。     

金融改革首先要看好“国门”

所谓“国门”,就是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和放开外资对中资大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的三个改革进程     

当以效益来检验央企员工持股重启

2015年1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审议了《关于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从员工持股的范围、比例、操作细则等方面给予了进一步明确,此次实现员工持股的试点企业将主要在商业一类企业中选取,"存量不碰"是这次员工持股方案的一条红线,员工持股的总比例不能超过25%、个人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都标志着停滞11年之久的央企员工持股终将再次启动.     

安邦保险入主民生银行

正12月24日,民生银行公告,已增补安邦保险董事、副总裁姚大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在2013年进入招商银行董事会被否决后,持有民生银行约9%股份的安邦保险终于"如愿"进入民生银行董事会,并接替新希望集团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梳理安邦保险近年来投资步伐,显然不止步于入股银行业。安邦保险此前还多次增持招商银行等银行。招商银行公告称,截至12月9日,安邦保险持有招商银行的总股本比例为10%,同样接近了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安邦保险入主民生银行

12月24日,民生银行公告,已增补安邦保险董事、副总裁姚大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在2013年进入招商银行董事会被否决后,持有民生银行约9%股份的安邦保险终于＂如愿＂进入民生银行董事会,并接替新希望集团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梳理安邦保险近年来投资步伐,显然不止步于入股银行业。安邦保险此前还多次增持招商银行等银行。招商银行公告称,截至12月9日,安邦保险持有招商银行的总股本比例为10%,同样接近了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证券业的尖峰时刻

在WTO的协议下,中国承诺了以下与证券业相关的条件: 1.基金管理:自中国获准加入WTO之日起,将允许外资公司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管理投资于国内证券市场的投资基金.外资所有权限制在33%之内.加入WTO后后三年内,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9%.     

外资股东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外资持股比例和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主导下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本文利用2002～2009年428家涉及外资持股的公司数据构造动态面板模型,采用GMM-SYS和MSL的方法对其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偏好选择高股利分配的上市公司,而且这种偏好受到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同时外资也促进了上市公司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本文还发现,外资对现金股利的"追逐"有可能产生双刃剑的影响,即在解决"低成长机会公司"投资过度问题的同时,又加剧了"高成长机会公司"投资不足问题。本文的结论对资本市场中外资角色的把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员工持股计划:止步还是前行

新时期员工持股计划对于改善公司治理水平,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期部分公司在宣布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后又迅速退出。以2014年7月到2016年3月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新时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效应。研究发现,在员工持股计划发布后市场给予了正向反应,投资者认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出能够实现员工收益和公司价值的共同增长。检验了不同持股比例、非管理层持股和不同股票来源对于员工持股计划公告效应的影响,发现在员工持股比例较高和非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市场并未给予更高的回应;而投资者对于股票来源不同的员工持股计划有着理性的认知。     

上汽并购难消化

《东方早报》报道揭不开锅的韩国双龙汽车终于得到上汽集团的援助。记者近日从上汽集团获悉，该公司已于日前付给了双龙汽车259亿韩元（合1960万美元），以帮助双龙缓解短期现金流压力。此次付款后上汽集团在双龙汽车的持股比例不变，仍为51.3％。     

外资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来自境内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我国境内上市公司1993年至2003年间,其前五大股东中含外资股东的94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外资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同等条件下,拥有外资股的公司的业绩明显好于没有外资股的公司,外资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引入外资股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绩.另外研究还发现,外资股股东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与其对公司的介入程度正相关,外资股东直接参与被持股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那些公司的业绩显著优于外资股股东未直接参与生产经营的公司的业绩,外国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有限.     

河南保险业：冷静面对沸腾

WTO的大潮一波波地冲击着中国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中国保险业迎对外资保险公司严峻的挑战已成定局,如何把握历史机遇,迎接新的挑战,是中国保险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最后文件,我国加入WTO后,将会取消或放宽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经营区域、业务种类、持股比例等方面的限制和规定。外资保险公司将逐步在中国开办各类保险业务,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一系列人寿保险业务。这样,保险的这块蛋糕将要面临新的分割。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1-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的4385个观测值为样本,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经营业绩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上升(Ⅰ)、下降(Ⅱ)、再上升(Ⅲ)、再下降(Ⅳ)四个阶段,并且,Ⅲ和Ⅳ两种相反趋势的分水岭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这个点.这个点的发现对于国有股减持和引入股权制衡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就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而言,引入股权制衡对提升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     

“入世”冲击下的六大行业政策调整

时至今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是不争的事实，“利弊”之争已可暂告一段落，而调整我们的政策，改进我们的思路与行为，以应对“入世”的冲击，才是当务之急。下面仅就六个笔者认为冲击较大的行业谈一谈该行业应对“入世”的政策调整思路。一、电信产业按照中美所签协议，中国在2003年以前要取消半导体、计算机、计算机设备和电信设备以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关税限制；“入世”5年内将逐步取消外资在寻呼机、移动电话进口以及国内固定网络电话服务等领域的限制。同时，“入世”4年内将允许外资在基础电信中持股比例由开放初期的25％逐步提高到49％。在寻呼业务、数据压缩转发等电信增殖服务领域，外资持股比例由开放初期的30％逐步提高到50％以内；     

中国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与自愿信息披露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取100家2005年度深交所上市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其自愿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自愿信息披露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合一显著负相关;与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和是否国有控股并无显著相关性;有外资法人参股的公司,更为自愿进行信息披露;完成股份全流通的公司倾向于自愿信息披露,但只在10%内显著。     

扶贫项目参与、后续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管理层持股与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后扶贫时代的发展现状,选取2016—2019年中国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探究扶贫项目参与和后续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扶贫项目参与、后续扶贫计划对企业绩效呈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可为吸引企业加入后扶贫建设,从而实现扶贫企业和脱贫人口联动互赢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