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区域金融风险演变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通过IMF资产负债表分析法,基于四川省2015～2021年的经济金融数据,编制了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围绕各部门风险指标,测算并分析了四川省区域金融风险综合评价指标情况。研究发现：金融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风险;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因迅速增长的债务,导致其资本结构错配风险上升;新冠疫情冲击下,四川省区域金融风险明显上升,其风险贡献的主要部门源自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强监管对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间极端风险双向溢出效应的影响

本文基于150家上市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数据,利用偏t分布RealizedGARCH模型估计日度风险价值,利用Elastic-Net-VHAR网络模型测度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间极端风险溢出水平,使用面板计量模型分析金融强监管政策实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银行部门在金融实体网络中具有最高重要性,实体部门对金融部门风险输出水平相对较高。第二,在2013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和2015年股价大幅波动期间,银行等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风险输出水平降低,风险输入水平升高;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实施以后,风险外溢趋势相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风险传播趋势再次反转。第三,金融强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抑制了实体部门风险输入,金融机构开展的影子银行业务产生中介传导作用,同时该风险降低效应在商业银行中更加明显。依据研究结论,本文为监管层、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防风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金融新作拾零

《宏观经济风险部门间分担与转移研究》 本书将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私人部门、公司部门、金融部门和公共部门四个部门，并通过编制我国2005年各部门经济资产负债表来分析其资产负债价值，估算我国宏观风险暴露状况：我国经济发展过多依赖银行体系问接融资，各部门具有较高的债务风险暴露；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SCCA方法与系统性风险度量

金融危机引起的机构间风险传染、溢出和反馈效应,促使人们开始关注系统性风险。以Gray、Merton和Bodie为代表提出的或有权益分析方法,考察了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微观经济扭曲是如何在经济部门间传导、扩散,并引致宏观危机发生的。在此基础上,结合极值分布理论和机构间违约相依关系的SCCA方法,可用于评估极端风险时期金融机构违约时债权人的预期损失,以及政府部门的偿债能力和维持金融稳定的能力。本文从或有权益分析方法的理论来源出发,介绍了SCCA方法的基本模型及其对金融机构相关风险指标的度量,同时对如何运用该模型度量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了或有权益分析方法的优缺点,指出了该方法在实践中需考虑的问题。     

基于资金流量表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度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1—2020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使用风险传染网络模型方法，对我国部门间金融风险传染效应进行分析，并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研究发现，金融部门是我国部门间金融风险传染的主要承担者；我国宏观金融网络的稳健性在党的十九大后明显增强，各部门引发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整体呈震荡波动态势，但2018年以来总损失效应明显低于之前的平均水平；本文测算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与M2/GDP的走势在多个时间点较为吻合，其对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前瞻性预警作用。基于此，本文从加强对金融部门的风险监测与管理，加强对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的风险监测，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金融稳定边界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我国资金存量表明细数据,本文构建了五部门金融资产负债关联网络,使用网络模型方法,对五部门间金融风险传染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SRI指数)。研究发现:(1)2017年以来,我国部门间资产负债关联网络的风险抵御能力整体明显增强,1单位风险冲击引发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逐渐减弱。(2)从金融稳定边界看,金融部门最低,为年均24.4%;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则高达70%以上。(3)2017年以来,我国SRI指数平均为0.61%,表明金融系统总体较为稳健;但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末SRI指数阶段性有所上升。未来,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大幅波动,应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稳定及灵活前瞻性,使各类风险防控政策适度走在市场曲线之前。     

银行风险与房地产风险的趋势异同与传导特征研究——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运用标准差法、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法和动态因子Copula模型法等,对2015—2021年中国银行业和房地产业市场各14家主要公司股票收益率进行分析,比较两市场总体风险、系统性风险、异质性风险和市场联合违约概率,并对风险传导方向和效率进行量化检验。结果显示:两市场风险走势基本一致,房地产市场波动比银行市场更剧烈、频繁,房地产业平均系统性风险和平均异质性风险均高于银行业;两市场联合违约概率与风险走势密切相关,系统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共同作用提升了市场联合违约概率;风险在两市场间存在交叉传导、反复传导、长期传导的特征,银行业对市场稳定的影响比房地产业更大。因此认为针对银行业市场,须重点关注其可能向其他市场传导的系统性风险,从源头上提高金融系统稳定程度;针对房地产市场,既要从宏观角度把握金融市场风险,也要从微观角度警惕异质性风险。     

金融结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基于2008—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44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探讨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存在国别异质性,对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降低作用强于高收入国家（地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两者关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结构指数低于第一门槛值和高于第二门槛值时,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最强。此外,国家（地区）国民储蓄率越低、银行经营越稳健、政府治理能力越强,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债务风险累积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分析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对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传导过程,研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累积将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扩大;(2)商业银行信贷分布过度集中会导致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3)收益的激励效应对非上市城商行、农商行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部门承担了实体部门转移的风险。     

武汉市金融风险分析——CCA模型在城市层面的具体应用

本文以武汉市为研究范本,在编制出武汉市账面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将或有权益分析法具体应用于武汉市的四大部门,分析武汉市金融风险。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公共部门的资本结构合理,违约风险较小;金融部门的账面资产负债率和或有权益资产负债率都很高;企业部门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大;家户部门面临的金融风险较小,但应注意其负债结构。     

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呼声日益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并不足以解释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本文从宏观杠杆率计算公式出发,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被过多配置到资产周转率和增加值率较低的企业,是近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则是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因此,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加大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本身。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区域金融风险与脆弱性的实证分析

资产负债表分析法(Balance Slleet Approach)是IMF开发并致力推广的宏观审慎分析重要方法之一.本文首次尝试将该方法运用于我国的区域金融风险分析.通过建立包括公共部门、政策性银行、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地方法人银行、大中型企业、私人及小型企业在内的六部门资产负债表头寸矩阵,全面考察了2005年至2009年被考察区域的宏观经济金融各部门在期限错配、清偿力和资本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并指出地方法人银行的期限错配、金融部门债权过于集中及大中型企业杠杆率提高等问题可能加剧区域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基于资产负债表分析法的区域金融风险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金融风险已经有所显现。将资产负债表分析法应用于区域金融风险研究,以辽宁省为样本,通过编制资产负债表,对辽宁省的金融和企业两大部门整体的运行状况分别从期限错配、资本结构错配、货币错配和清偿力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结构性的风险分析。研究表明,辽宁省金融部门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和清偿力问题较为突出;辽宁省企业部门期限错配风险虽然较高但有下降趋势,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可控。最后在政策层面提出从构建资产负债管理和监管框架、促进金融产品创新等建议,防范我国区域金融风险。     

基于资产负债表分析法的区域金融风险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金融风险已经有所显现。将资产负债表分析法应用于区域金融风险研究,以辽宁省为样本,通过编制资产负债表,对辽宁省的金融和企业两大部门整体的运行状况分别从期限错配、资本结构错配、货币错配和清偿力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结构性的风险分析。研究表明,辽宁省金融部门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和清偿力问题较为突出;辽宁省企业部门期限错配风险虽然较高但有下降趋势,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可控。最后在政策层面提出从构建资产负债管理和监管框架、促进金融产品创新等建议,防范我国区域金融风险。     

疫情冲击、信用违约和流动性风险防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我国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了巨大冲击,为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央行及时采取措施,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渠道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本文从流动性循环的角度分析疫情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认为经济停滞产生的流动性短缺、信用违约上升传导至金融市场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流动性传导不畅将放大和加速风险传播。因此在后疫情时期,仍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引导资金下沉,及时调节实体经济流动性,提高市场经济主体“自愈”能力,促进经济回暖,并完善金融应急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金融治理能力。     

企业金融化增加了债务违约风险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企业“脱实向虚”和上市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发，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基于投机性目的下的金融化行为视角，实证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倾向造成企业“脱实向虚”进而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提高了其未来所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并且这一影响主要存在于当期毛利率较低或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     

以时间换空间防风险于未然——基于《2021年度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半年报》的评述

后疫情时代,银行、证券与保险机构的风险分布是否出现了明显变化?在2020年宏观杠杆率大幅攀升的背景下整体巨灾风险的状况如何?本研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监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后疫情时代,风险过度集聚在银行部门将产生一定的隐患,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不够也制约了风险出清分担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