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除覆盖广度外,使用深度以及使用深度指标中支付、保险与货币基金这三个子指标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3)使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将数据集替换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结论比较稳健和可靠;(4)人力资本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期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6)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仅促进了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而对高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提防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和过快增长。     

数字金融、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本文采用2011—2018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且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在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与农村家庭金融风险——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然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家庭金融风险问题不断凸显,数字金融参与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风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数字金融参与可以显著缓解其金融风险;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参与可以通过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金融素养以及拓宽家庭社会网络关系来缓解其金融风险;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参与对不同特质的农村家庭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I),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其深层原因,并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与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收入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消费差距,形成“数字鸿沟”。“知识鸿沟”造成的风险偏好差异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形成的“工具排斥”是“数字鸿沟”产生的主要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分析——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结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我国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相较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更显著；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但对乡村影响不显著。     

数字金融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和2019年数据,通过构建家庭经济韧性指标,运用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于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经济韧性,增强家庭面对冲击的抵御、适应和恢复能力,从而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家庭就业水平并促使家庭持有金融理财产品来实现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这一效应对于乡村地区、男性户主家庭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农场生存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33402个家庭农场的微观证据

论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影响家庭农场生存风险的作用机理,采用2014-2018年中国数字金融的县域数据和家庭农场数据,通过离散时间生存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场生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家庭农场的生存风险;采用多种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缓解家庭农场融资约束和提供便利性金融服务来降低其生存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农场生存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对初创型、小型及西部地区的家庭农场作用效果更强,体现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     

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家庭微观层面的指标测度与机制分析北大核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富裕和共享的有机统一,以金融广化为特征的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基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从收入、财富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构建了家庭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并探究了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且该效应主要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促进家庭创业实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受教育水平较低、非劳动力和不健康人口比例较高的家庭中,普惠金融提升家庭共同富裕水平的效应更为显著,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更高的家庭金融关注度和金融素养能够强化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支持效果。本文为测度中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理解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渠道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家庭持有住房、金融负债和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FPS(2018)的实证检验

房产具有投资和必需品的双重属性,家庭无论是出于投资需要还是出于生活需要而配置房产,都会占用家庭大量资产与负债,这无疑会对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挤出效应。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家庭持有住房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持有住房显著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检验显示该效应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以及购房成本较低的居民家庭中更为显著。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家庭持有住房会通过减少家庭的金融负债降低金融市场参与。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居民住房问题,缓解居民住房贷款压力,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繁荣,增强经济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本文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各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比成为雇主,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成为个体经营者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程度较低、3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活动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本文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各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比成为雇主,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成为个体经营者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程度较低、3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活动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水平.     

商业健康保险、预防性储蓄动机与居民消费支出——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商业健康保险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及其作用机制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论表明：(1)家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提高,且对不同类别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商业健康保险配置主要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水平,缓解由支出不确定性、主观健康不确定性和客观健康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3)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配置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特征样本家庭中存在明显异质性,在抗风险能力较弱、面临背景风险较高以及所在城市金融可得性较低且受到金融排斥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影响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减轻中小企业债务风险？

中小企业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但其自身风险也可能会对市场产生溢出效应,对社会造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科技赋能传统金融的新方式,能更好的将金融服务渗透到中小企业这类长尾客户中。本文以2013年到2021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中小规模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债务风险,该作用部分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降低作用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表现的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户创业参与吗？——基于认知能力与物质渴求的内生动力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成果（CLDS）的匹配数据,基于认知能力和物质渴求的内生动力视角,分析二者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创业行为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并未显著影响农户创业决策,但有助于农户创业程度的提升;（2）认知水平对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程度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物质渴求的调节作用却相反,物质渴求较低的家庭更能够从数字金融的发展中获得创业鼓励。     

数字金融发展对老年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从多维数字鸿沟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老年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程度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老年家庭金融健康水平整体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城镇地区高农村地区低”的分布特征;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老年家庭金融健康;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优化风险识别能力,并提高金融操作便利性。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还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特征,但尚未打破空间限制,仅对城镇等互联网发达地区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非贫困家庭的金融健康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破除老年数字鸿沟的紧迫性。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视角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技术效应和普惠效应,既有助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居民消费,也有利于满足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消费需求。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考虑政府和企业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推动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变化态势呈现倒“U”型,其中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最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内在机制存在着“数字经济发展→政府财政增加、企业家精神提高→居民消费提质增效”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且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吗?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功能效应,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信贷融资水平,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且该效应是通过提高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金融普惠。因此,未来应重点围绕“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持续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并利用数字化金融的技术优势与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银行转型。     

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并识别和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缓解了个体受到的信贷约束,降低了创业成本,还通过提高个体的风险偏好,促进了家庭创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金融知识丰富的群体影响更为强烈;对于生存型创业和主动型创业活动,数字金融对后者的影响更大。同时,数字金融对创业活动中的创新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促进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使用,从而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对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并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分析数字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且通过影响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均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不利影响,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受到人口条件和消费水平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