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构建了包含宏观审慎政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D-L-M模型,基于中国28家商业银行2009-2020年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和银行风险承担的互动效应。研究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有负向调节作用;存在“双支柱”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协调效应,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跨境资金规模增长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强化该协调效应;跨境资金流动周期对“双支柱”政策的协调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在跨境资金流动上行期,“双支柱”政策协调效应更佳。     

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调控、银行市场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验证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而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的相互作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其并未改变货币政策、银行竞争单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货币政策、银行竞争的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     

警惕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而这场危机还没有见底.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必须内外平衡,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外汇资本的管理,谨防跨境资本在危机背景下异常流动,进而对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造成更大冲击.     

银行竞争、资产流动性与风险承担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194家商业银行数据,考察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银行竞争会直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且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前我国已经步入"竞争-脆弱"区域;另一方面,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银行竞争可以通过改变流动性水平间接作用于银行的风险承担,即流动性发挥非线性的部分中介作用,采用多种检验方法均可证实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流动性的中介作用对于城商行和农商行,资本充足、贷款质量高的银行更为显著,且在经济增速较快时期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对于监管部门衡量银行业竞争程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稳定性

为应对复杂经济金融环境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2016年起人民银行正式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逐渐完善。本文选取2010-2020年我国42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对银行稳定性具有负向效应,降低了银行稳定性;跨境直接投资则增强了银行稳定性;跨境间接投资弱化了银行稳定性。第二,资产价格和流动性错配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其中,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利于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促进作用,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则弱化了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类别跨境资本流动施以相应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地缘政治风险、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波动

地缘政治风险指国家和地区间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局势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对市场参与者预期产生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可能造成跨境资本流动增加,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等影响。本文基于中国数据,对地缘政治风险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外汇市场压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一是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和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均会造成我国跨境资本流出,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同时也会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二是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跨境资金交易行为,进而对外汇市场造成压力;三是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冲击下,跨境资金流动会迅速反应,而外汇市场的反应较为滞后。     

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学术界开始重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目前,将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大多文献只侧重于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把以上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着重分析资本监管压力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化来刻画资本监管压力的变化。本文选取了2004—2016年我国125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07-2017年中国25家上市银行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公司治理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正U型关系,较低的股权集中度会降低银行风险资产配置权重,股权集中度的提升会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会促进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过大将平滑单个董事表决权,导致董事会控制效率下降而引发银行经营决策频繁变动,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的趋严促使银行减持风险资产进行资本补充;资本监管对股份制银行、国有大型银行与城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货币供给增速的放缓将降低银行存款吸收能力,由此加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货币供给对银行信贷存在制约效应;经济增速的下调将降低企业盈利能力,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银行存在顺周期放贷倾向。     

贸易项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及跨境套利贸易风险治理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及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发展,脱离金融避险本质、虚构贸易背景的跨境套利贸易,客观上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并且产生了一定金融风险,严重危害对外贸易的运行。本文从近年典型的跨境套利贸易问题及相关风险入手,对我国跨境套利贸易的具体路径和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进行深入分析,重点测算了我国以及东南沿海贸易大省跨境套利贸易规模,并就如何有效治理中国日益扩大的跨境套利贸易及其风险,提出了比较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开放环境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研究

中国资本开放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迈入快车道,关于资本开放的利弊之争再度兴起。本文从资本项目开放利弊出发,梳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数据分析我国当前短期资本流动现状,理论分析资本开放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影响,合成跨境资金流动综合稳定指标,实证分析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与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关系,基于历史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资本开放会加剧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因此,目前我国尚未完全具备资本开放条件,应稳步审慎开放,以防风险。     

市场竞争、资本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调整

本文通过运用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6～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市场竞争下资本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首先,资本与风险行为之间存在弱负相关关系,且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不对称。其次,产权属性和产权结构对银行风险行为无显著影响,其要害在于: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工农中建化"现象。再者,市场竞争对银行风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它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大于资本约束。也即,伴随着国有银行制度改革的推进,多元化产权竞争格局逐渐形成,一方面银行业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国家声誉的不可退出性,使得中国银行业在完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默许下,内生出风险承担偏向。     

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中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的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水平。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以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货币环境、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1998～2010年期间59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假说。实证结果显示:(1)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收入和估值效应、收益搜寻动机、竞争效应3种子机制均存在;(2)规模越大、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越低;(3)与传统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理论结论不同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强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约束作用。为避免银行体系风险的过度积聚,政策当局可考虑银行业资本充足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搭配使用传统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弱化国内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是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和实现金融稳定的必要途径。     

资本约束、银行风险承担与经济资本——基于中国53家商业银行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建立了一个资本约束加强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理论模型,使用2009年至2013年我国53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研究资本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门限效应,并对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资本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资本数量约束和资本质量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均存在门限效应。资本数量方面,资本充足率的门限值为11.95%。资本质量方面,核心资本占总资本比例的门限值为69.93%。当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占比低于相应的门限值时,加强资本约束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反之则会增加或不能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此外,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资本约束的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     

银行竞争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梳理了银行竞争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竞争会加剧企业风险承担,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两权分离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银行竞争通过提高资金漏损和诱发过度投资,加剧了企业风险承担;同时,随着企业风险承担的提高,银行竞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不利冲击呈现“非对称倒U型”变化。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利用16家上市商业银行从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三季度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方法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和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货币调控在金融稳定方面并非风险中性,它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货币政策放松会相应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第二,杠杆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有益补充是有效的,银行杠杆水平越低则其风险承担水平也越低,杠杆率监管会减缓或抑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这也为2018年我国“宽货币紧信用”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就完善并协调货币调控、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提出政策建议。